第1235章 党项人的现状
第1235章党项人的现状
只隔一日,州城那边来人了,直接登门拜访,传州衙令,召徐铉前往致和书院任教,冯广的办事效率也就体现出来了。徐铉其人,名气总归是不小的,对于上层阶级而言,那样得罪皇帝,都还能免死流放,也算是一个奇人了。
让他当官,或许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地方,但以其渊博学识,当个教书先生,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再加上,有刘皇帝言语在前,等于解放了徐铉身上那道无形的枷锁,丰州官府也不用冒着政治风险,大胆地任用徐铉。
而面对州衙的邀请,徐铉又犯病了,表现得很矜持,直接拒绝,言自己是戴罪之人,只堪为一牧羊老朽,不敢误人子弟云云。
不过,受命的差人,可不管那么多,他们是直接受刺史之命,丝毫不顾忌徐铉的矫情,直接把他架到车上,几乎绑回州城复命。
而于刘皇帝而言,徐铉则属无足轻重了,甚至提到他都是恰巧联想到。原本,冯广见他多提了两句徐铉,还请示,要不要接见,刘皇帝直接拒绝。
见此人干嘛?看他那张臭脸,欣赏他那副文人风骨,还是听他讲些自以为是的犯上言论?刘皇帝完全没有兴趣。
等徐铉被“请”至丰州城时,御驾已然再度起行,离开丰州,顺着黄河转道南下,前往夏绥巡视。离开了丰州,经历的仍是荒凉,亲眼所见,刘皇帝方知晓,唯利一套的河套平原,荒漠化已然很明显了。
虽然没有深入察看,但河套腹心那茫茫荒漠所释放出的苍凉栖息,刘皇帝也是感触颇深。于是,刘皇帝直接从行营,发了一份植树以固水土的诏书,通传大河上游道州,并在树木采伐上,再度提高了标准,尤其严禁滥砍滥伐。
在西北恢复和平的这十多年间,各地的重建工作也是陆续展开,建设快速恢复,大量建造,对于木料建材的需求自然是广有市场的。
而西北地区,也不乏巨材良木,对于这些情况,刘皇帝也是看在眼中。早年的时候,因为秦州境内的吐蕃土豪,广采树木以牟利,刘皇帝就曾专门针对此事进行过限制。
如今,虽然亲自走上一遭,但对于自己的政令能起到多少效果,刘皇帝心里也是没有一个数的,毕竟,没有参照对比。
但是,他能做的,也只有尽力劝导,做一些限制了。毕竟,草木乃是百姓生活的必备物资,在生存面前,环境的破坏也只能放到次要位置去考虑。
当然,对于那些为了满足大兴土木而进行的滥砍滥伐,刘皇帝是必须严厉禁止的。而这些,首先要管住的,就是官僚、贵族、富商以及那些部族。
不管如何,通过刘皇帝这么多年的数次政令、意见,后世研究历史的人,对于刘皇帝在黄河上游水土保护方面的远见保护,想来应当也会认同赞赏吧
自丰州南下,道路相对易行,要通畅得多,只是人烟稀少,满目荒凉,百里不见人烟,都属常态。
榆林道这边,杨业、吴廷祚、王审琦等主动带人迎驾,刘皇帝召见于灵州。灵州,也是进入河西走廊的一大入口,自当初荥国公史弘肇出镇之后,前后已然经过近二十年的大发展。
到如今,已不只是西北一大军事中心,更是一个经济中心,虽然没有成为道治,但其政治地位,不下于西北任何一个道级治所。
灵州稳固,则可以辐射整个西北的核心地区,也大汉西北军事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,起到枢纽作用,是维护西北地区安定的基石城镇。
到开宝七年,灵州所辖军民百姓人口,已然突破了突破了十万人,常驻戍卒,更有五千人,其中半数都是骑兵。
而到了灵州,刘皇帝也才真正见识到了大汉西北城市的样貌,不一样的景象,不一样的繁荣阅兵、会议、视察、走访,从云中开始西巡,到灵州,已然走了漫漫两千里长途,在这西北重镇,刘皇帝待的时间也足够长,有十日的时间。
对于杨业、吴廷祚、王审琦等重臣,刘皇帝的态度一如往常,认可加勉励。同时举行了一场秘密关于对辽事务的秘密会议,做了一番对未来出兵的筹谋,皇帝北望欲发之心,蠢蠢欲动,毫不掩饰,也让早有其志的杨业、王审琦激动不已。
同时,刘皇帝还专门腾出时间,接见随杨业、吴廷祚西来的那些党项部族首领,以示安抚。作为榆林道辖下的主要人口构成,党项安,则榆林安,榆林安,则西北宁。
对于这一点,刘皇帝心里有数,因此,在一系列的分化、同化、制衡政策下,西北的党项部族已然被调教得差不多了。比起定难军李氏主政时,党项族的凝聚力已然大大降低了,相反在大汉明里暗里的挑动之下,分裂趋势更加明显了。
当然,这也是在大汉强盛,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威慑下,所起到的效果。而从本心了,对于盘踞在西北的这些党项人,刘皇帝始终持有一种戒备乃至厌恶的心理。
其中最主要的原因,就在于,党项人在夏绥地区扎根生存太久了,形成了自己的历史、文化、风俗,这些都是一个民族崛起的底蕴与基础。
在西北疆土尽复的情况下,夏绥更成为西北的腹地,在自己的腹地,有这样一个民族,有这样一群势力,刘皇帝怎能不加以猜忌与重视。
而于党项人而言,他们对大汉的恭顺与臣服,会是真心的吗?这个问题,刘皇帝想过,绝对不会。
只需要简单地对比一下臣服朝廷前后的差距就可以了,过去,他们独立自主,没有过于严厉的约束,没有户籍管理,部民不用被强行迁徙乃至拆分,没有春秋两税,更没有必须履行的徭役
大汉朝廷在榆林道推行的各种政策,虽然是循序渐进的,但就像一条绳索不断勒紧,束缚着党项人,压制着他们的自由空间。在与汉人的交易之中,他们马匹、牛羊、青白盐,往往能够牟取大额利润,如今,那种优势也没了,许多不产粮的部族,反而要花比以前更大的代价,去交易生存的粮食。
从方方面面来看,党项人的日子,都不如以往舒服了。这与此前朝廷宣传的,差距实在不小。
但是,事已至此,党项人也没有太多反抗的资本了。不提西北驻军的威慑,就党项内部而言,在李氏及几个大族尽数外迁后,剩下的党项人已形同散沙,在没法合力的情况下,也掀不起什么大乱子。
此前的几年,不是没有动乱,都被杨业给无情镇压了。
而今,大汉天子巡幸西北,还不忘亲自接见党项部族的代表,这算是给足了他们面子。对此,党项人除了臣服,除了礼赞,除了歌颂,也别无他法。
当皇帝和善地关心起党项部族的生计、风俗、人情时,他们还得陪着笑脸,毕恭毕敬地应和,以求皇帝的赐福照应。
并且,哪怕他们再是恭顺,卑辞孝敬,刘皇帝心中对他们的戒心,也未消减过。可以确定的是,在大汉的强势之下,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党项人都只能仰其鼻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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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隔一日,州城那边来人了,直接登门拜访,传州衙令,召徐铉前往致和书院任教,冯广的办事效率也就体现出来了。徐铉其人,名气总归是不小的,对于上层阶级而言,那样得罪皇帝,都还能免死流放,也算是一个奇人了。
让他当官,或许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地方,但以其渊博学识,当个教书先生,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再加上,有刘皇帝言语在前,等于解放了徐铉身上那道无形的枷锁,丰州官府也不用冒着政治风险,大胆地任用徐铉。
而面对州衙的邀请,徐铉又犯病了,表现得很矜持,直接拒绝,言自己是戴罪之人,只堪为一牧羊老朽,不敢误人子弟云云。
不过,受命的差人,可不管那么多,他们是直接受刺史之命,丝毫不顾忌徐铉的矫情,直接把他架到车上,几乎绑回州城复命。
而于刘皇帝而言,徐铉则属无足轻重了,甚至提到他都是恰巧联想到。原本,冯广见他多提了两句徐铉,还请示,要不要接见,刘皇帝直接拒绝。
见此人干嘛?看他那张臭脸,欣赏他那副文人风骨,还是听他讲些自以为是的犯上言论?刘皇帝完全没有兴趣。
等徐铉被“请”至丰州城时,御驾已然再度起行,离开丰州,顺着黄河转道南下,前往夏绥巡视。离开了丰州,经历的仍是荒凉,亲眼所见,刘皇帝方知晓,唯利一套的河套平原,荒漠化已然很明显了。
虽然没有深入察看,但河套腹心那茫茫荒漠所释放出的苍凉栖息,刘皇帝也是感触颇深。于是,刘皇帝直接从行营,发了一份植树以固水土的诏书,通传大河上游道州,并在树木采伐上,再度提高了标准,尤其严禁滥砍滥伐。
在西北恢复和平的这十多年间,各地的重建工作也是陆续展开,建设快速恢复,大量建造,对于木料建材的需求自然是广有市场的。
而西北地区,也不乏巨材良木,对于这些情况,刘皇帝也是看在眼中。早年的时候,因为秦州境内的吐蕃土豪,广采树木以牟利,刘皇帝就曾专门针对此事进行过限制。
如今,虽然亲自走上一遭,但对于自己的政令能起到多少效果,刘皇帝心里也是没有一个数的,毕竟,没有参照对比。
但是,他能做的,也只有尽力劝导,做一些限制了。毕竟,草木乃是百姓生活的必备物资,在生存面前,环境的破坏也只能放到次要位置去考虑。
当然,对于那些为了满足大兴土木而进行的滥砍滥伐,刘皇帝是必须严厉禁止的。而这些,首先要管住的,就是官僚、贵族、富商以及那些部族。
不管如何,通过刘皇帝这么多年的数次政令、意见,后世研究历史的人,对于刘皇帝在黄河上游水土保护方面的远见保护,想来应当也会认同赞赏吧
自丰州南下,道路相对易行,要通畅得多,只是人烟稀少,满目荒凉,百里不见人烟,都属常态。
榆林道这边,杨业、吴廷祚、王审琦等主动带人迎驾,刘皇帝召见于灵州。灵州,也是进入河西走廊的一大入口,自当初荥国公史弘肇出镇之后,前后已然经过近二十年的大发展。
到如今,已不只是西北一大军事中心,更是一个经济中心,虽然没有成为道治,但其政治地位,不下于西北任何一个道级治所。
灵州稳固,则可以辐射整个西北的核心地区,也大汉西北军事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,起到枢纽作用,是维护西北地区安定的基石城镇。
到开宝七年,灵州所辖军民百姓人口,已然突破了突破了十万人,常驻戍卒,更有五千人,其中半数都是骑兵。
而到了灵州,刘皇帝也才真正见识到了大汉西北城市的样貌,不一样的景象,不一样的繁荣阅兵、会议、视察、走访,从云中开始西巡,到灵州,已然走了漫漫两千里长途,在这西北重镇,刘皇帝待的时间也足够长,有十日的时间。
对于杨业、吴廷祚、王审琦等重臣,刘皇帝的态度一如往常,认可加勉励。同时举行了一场秘密关于对辽事务的秘密会议,做了一番对未来出兵的筹谋,皇帝北望欲发之心,蠢蠢欲动,毫不掩饰,也让早有其志的杨业、王审琦激动不已。
同时,刘皇帝还专门腾出时间,接见随杨业、吴廷祚西来的那些党项部族首领,以示安抚。作为榆林道辖下的主要人口构成,党项安,则榆林安,榆林安,则西北宁。
对于这一点,刘皇帝心里有数,因此,在一系列的分化、同化、制衡政策下,西北的党项部族已然被调教得差不多了。比起定难军李氏主政时,党项族的凝聚力已然大大降低了,相反在大汉明里暗里的挑动之下,分裂趋势更加明显了。
当然,这也是在大汉强盛,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威慑下,所起到的效果。而从本心了,对于盘踞在西北的这些党项人,刘皇帝始终持有一种戒备乃至厌恶的心理。
其中最主要的原因,就在于,党项人在夏绥地区扎根生存太久了,形成了自己的历史、文化、风俗,这些都是一个民族崛起的底蕴与基础。
在西北疆土尽复的情况下,夏绥更成为西北的腹地,在自己的腹地,有这样一个民族,有这样一群势力,刘皇帝怎能不加以猜忌与重视。
而于党项人而言,他们对大汉的恭顺与臣服,会是真心的吗?这个问题,刘皇帝想过,绝对不会。
只需要简单地对比一下臣服朝廷前后的差距就可以了,过去,他们独立自主,没有过于严厉的约束,没有户籍管理,部民不用被强行迁徙乃至拆分,没有春秋两税,更没有必须履行的徭役
大汉朝廷在榆林道推行的各种政策,虽然是循序渐进的,但就像一条绳索不断勒紧,束缚着党项人,压制着他们的自由空间。在与汉人的交易之中,他们马匹、牛羊、青白盐,往往能够牟取大额利润,如今,那种优势也没了,许多不产粮的部族,反而要花比以前更大的代价,去交易生存的粮食。
从方方面面来看,党项人的日子,都不如以往舒服了。这与此前朝廷宣传的,差距实在不小。
但是,事已至此,党项人也没有太多反抗的资本了。不提西北驻军的威慑,就党项内部而言,在李氏及几个大族尽数外迁后,剩下的党项人已形同散沙,在没法合力的情况下,也掀不起什么大乱子。
此前的几年,不是没有动乱,都被杨业给无情镇压了。
而今,大汉天子巡幸西北,还不忘亲自接见党项部族的代表,这算是给足了他们面子。对此,党项人除了臣服,除了礼赞,除了歌颂,也别无他法。
当皇帝和善地关心起党项部族的生计、风俗、人情时,他们还得陪着笑脸,毕恭毕敬地应和,以求皇帝的赐福照应。
并且,哪怕他们再是恭顺,卑辞孝敬,刘皇帝心中对他们的戒心,也未消减过。可以确定的是,在大汉的强势之下,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,党项人都只能仰其鼻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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