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 陌生的乌兰乌德 谁走谁留是考验
在火车上这一夜,我似睡非睡。第二天,天刚蒙蒙亮,不知是谁喊了一声:“乌兰乌德到了。”
儿时梦想的苏联,今天的俄罗斯,我的乌兰乌德,我来了!想到这里将给我的生活点燃新的希望,我有些激动,我认真地注视着这里的一切。
这是俄罗斯独联体的一个国家——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都——乌兰乌德。这里人口最多的民族是布里亚特和俄罗斯。
大龙当然比我们熟悉这个城市,因为他是第二次来乌兰乌德了。在他的指挥下,出租车司机把我们送到他曾住过的巴尔古今旅店。我填好了4个人的住宿登记表,发给我们的房间卡却出了笑话:两个2人间,每间都写着一男一女,硬把我和马云给分开了。大龙说:“看来这块儿提倡男女混居,他们比中国人更知道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,干得硬!”说完又去逗马云说:“走吧,回屋,人家把你许配给我了。”马云说:“你同意了?那你先等着吧,我还得考虑一年,然后再回家问问我丈夫。”
傍晚,我和马云感到饿了,这才知道该吃晚饭了。我俩来到旅店一楼小吃部,因为过了开饭时间,就已经关门了,我俩只好到外边去吃。
天虽然还没黑,但路上行人稀少,到处静悄悄。我向对面过来的一个女人问道:“您好!请告诉我,在哪儿可以买到食品?”
她手指前方说:“一直往前走,到那儿往左拐,大约20米处有一家食品店。”
“谢谢!”我俩走到那儿一看,食品店也关门了。
我又问一个男人:“您好!请告诉我在哪儿可以买到面包和牛奶?”
他摊开双手说:“对不起,在乌兰乌德你买不到了,因为已经过了下班时间。”
我对马云说:“看来问题很严重,今天晚上我们恐怕要挨饿了。”
马云说:“再问问哪儿有小吃部和饭店。”
我们快走几步,撵上了一对恋人。我跟姑娘说:“对不起,我可以问话吗?”
姑娘说:“可以,您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助?”
“我们今天刚来到乌兰乌德,还没有吃晚饭,哪里有饭店和小吃部?”
“往前走不远,那个大楼旁边有家小吃部,可能已经关门了。那边还有一家饭店,到拐弯处再问一下就知道了。”
“谢谢!”结果还是没有一个地方开门欢迎我们。
初次踏上乌兰乌德的土地,我和他们的对话,是严格按照课本上的句型进行的。我有点好奇,想听听他们是怎样讲的。是的,他们讲话很规范,很有礼貌。
马云站在路边不说话,我说:“咱们快回去吧,安全要紧。”无奈,我俩只好饿着肚子回到旅店,想找点带来的食物充饥,没有,早就吃光了。我俩有气无力地倒在床上,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睡到半夜,又被饿醒了,我俩索性坐起来,来个“夜半话饭”。
马云说:“这是什么破地方,晚一点就买不着吃的了。咱中国多好,饭店开到半夜,到处都有经销店,你想吃一宿都成。”
我说:“乌兰乌德的经济搞得太死了,人也懒,现成的买卖没人做,有钱不去挣。”
“是啊,中国如果有这条件,咱们何必跑这儿来。”
“他们可能是大锅饭吃惯了,还不懂得什么叫勤劳致富呢。”
“没准他们的思想还没转过弯来,以为还是越穷越光荣呢。”
“马云哪,明天咱们必须去市场卖货了,不然我可真要挨饿了,兜里只有几十块钱了。”
“怎么,你丢钱了?”
“不是,我临来时只带了3000块钱,上了这包货,去了一路的花费,就所剩无几了。”
“你可真大胆,穷家富路,怎么不多带点,走到半路没钱可怎么办?”
“这个道理我也知道,可是家里没有钱,这还是借的呢。”
第二天,我和马云饿着肚子,早早就张罗着去了市场。乌兰乌德中心市场是一个刚形成不久的露天市场,卖货的人都要打地摊。在这里卖货的,不全是乌兰乌德人,还有独联体其他国家的,以及蒙古和越南人,中国人并不多,也就20多个吧。
在靠近市场大门的地方,我们4人紧挨紧地站着,生怕中间插进外人。大龙严肃地说:“注意点,把东西都看好了,别让坏蛋抢去!”我们怕发生意外,不敢把货摆在地上,手里拿不了的样品就搭在胳膊上,货包虽然放在地上,但要把带子套在脚上,两条腿使劲夹着货包。
我们知道,脚下踩的不是自己的国土,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,我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。
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卖东西,不习惯,也不好意思。回想自己从学校走向农村,又进入工厂,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,做的都是领导安排的工作,从未想过站市场做买卖。我不羡慕那些随着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小商小贩,觉得他们没有自己坐办公室光彩。如果不是生活所迫,我是不会丢下正经的工作,干起这“不伦不类”的事来。现在既然已“逼上梁山”,就硬着头皮干吧。我站得溜直的,生怕被熟人看见笑话,又忽然明白,这不是在家,哪有什么熟人。
我一声不响地像雕塑一样地站着,等待着上门买货的人。
看看身边的马云,毫不在乎周围的一切。人家虽然不会俄语,计算器就是她的翻译。那时俄罗斯的卢布毛得很,以千为单位,用计算器报价,只要按出数字就可以了。
转眼到了中午,大龙催我们回旅店。他说:“下午中国人都不出摊,怕出事儿。”当然我们也害怕,就呆在旅店里。
下午,我和马云出去买吃喝。我们找到一家食品店,她买了两个大面包,说是饿怕了。我们还买了香肠和茶叶,入乡随俗,我们也吃起西餐来。
在食品店里,我们看到许多柜台空荡荡的,人们排着队购买面包,物价贵得让工薪阶层难以承受。走在市中心的大街上,看不见豪华的气派,更没有繁荣的景象,感到一切都很古老。风吹雨打的楼房建筑,记载着几十年的沧桑。那坑坑洼洼、高低不平的柏油马路像老树皮一样散落在地上,期待着滋润和整理。有人说这还是列宁、斯大林时代留下的痕迹,再没有过新的模样。
难道这里是被爱遗忘的角落——静悄悄?难道改革开放的春风抵挡不过西伯利亚的寒流?吹不化乌兰乌德冬天的冰霜?
回到旅店,我有感吟诗一首:
从苏联到俄罗斯
儿时梦想的苏联,
是远不可及的美丽天堂。
漂亮的城市,
高大的楼房。
人们喝着牛奶,
拌着白糖。
欢声笑语,
幸福无量。
而今我来时,
为何所见非我所想?
原来不过如此,
其实很平常。
当我们路过市场时,看见有些中国人仍然在卖货。马云说:“你看,咱们吓得躲在旅店里,人家怎么不害怕?明天咱们也干全天吧。”
第二天吃过中午饭,不容别人分说,马云背着包就去了市场。大龙吃惊地说:“她一个人走了?干得硬!”
她走后,我一直为她担心,后悔自己没有跟着她,想去市场看看又不敢走,直到晚上她回来后,我才放心。我说:“明天咱们一块去吧。”
她说:“别听大龙吓唬人了,什么到下午坏蛋就出来了,不知是谁造的谣呢?下午货卖得更好,买货的人比上午还多呢。”
我说:“其实,不管货卖得怎样,我们都应该出摊,因为我们就是冲着困难来的,有点困难就吓住了,岂不成了缩头乌龟?”
她又说:“也是我们刚来,不了解市场情况。”
我说:“是啊,布里亚特也是个法制的国家,我们怕什么呢!”
从此,我和马云早出晚归,一心站市场。
一个星期过去了,一切平安无事,我们都放松了许多。
忽然,从市场里边跑出一个中国人说:“不好了,里头打起来了。”“发生什么事儿了?我看看去。”马云把货交给我就跑了。不一会儿,一个叫金旭的中国年轻人抢道跑出了市场。
马云回来说:“坏蛋偷了金旭的东西,被金旭抓住了。他不但不认账,还骂金旭,让金旭滚蛋。金旭一气之下把小偷给干趴下了,市场的值班民警正在抓金旭呢。”
有着高度警惕性的大龙立刻做出决定:“别干了,快走吧!警察抓不到金旭,会拿中国人撒气的。”边说边背起包和栓柱回旅店了。我和马云没走,我们是女的不怕。
当天晚上,大龙和栓柱去朋友家取货,回来路过小胡同时,有两个酒鬼挡住他俩的去路,伸手就要钱。酒鬼说话磨叽,他们听不明白,吓得撒腿就跑,酒鬼跟在后边紧追不舍。大龙跑得快,把栓柱落在后边。栓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旅店,进屋就埋怨大龙不该一个人逃命。大龙说:“逃啥命啊,遇见两个酒鬼算个啥,我才不怕他们哪!我快跑是逗他们玩呢!”
一天当中发生的两件事使栓柱害怕了,他对乌兰乌德失去了信心,后悔自己不该来这鬼地方。于是耍起小性子来,说他不干了,也不顾挣不挣钱了,把自己仅有的从国内背来的货批发出去了。然后把房间的门反锁上,把自己关在屋里等候回家。
谁家鱼肉香味浓?恰似中国美食城。烀肉的香味让我知道了在房间可以用电做饭的秘密。我和马云本来吃不惯西餐,特想吃点家乡的饭菜,于是,我们就张罗着买餐具,准备做中国饭。我们有了电炉子、小瓷锅,又在市场买点小鱼,我们想做鱼吃。只是买不到中国调料,什么葱、姜、酱油都没有,只买了咸盐,连油也忘了买。马云说:“干脆就这么做吧。”我们就把鱼和盐放在水里煮上了,就这顿咸水鱼,我们还吃得挺香。
从此,我们经常自己做着吃,马云手快,总是干在我前边。一次,我们要吃土豆炖牛肉,却只买了牛肉,没买着土豆。马云说:“这地方兴要东西,咱们也要点。”跟谁要呢?于是,我们找到住在对门的瓦列够——一个矮矮的、60多岁的格鲁吉亚小老头。我突然忘了俄语土豆该怎么说,就和他比划,意思是要圆的东西。瓦列够把圆形的东西都拿给我们看,什么锅盆之类的。我告诉他是吃的,他又拿出苹果和鸡蛋。马云把他领到我们房间,把牛肉指给他看,他更糊涂了,我说是可以和牛肉一起做着吃的。噢,他明白了,回去就拿些土豆过来。马云连声说:“哈拉少”,伸手接过土豆。
真有意思,我们三人乐得哈哈的。
打那以后,瓦列够常到我们房间做客。我们看他热心肠,有事常找他帮忙。
通过这件事,马云说:“看来这俄语还真得学,郑姐我拜你为师,明天我开始学俄语。”我说:“你应该从卖货学起,先学数字,一天背会两个就行。”她说:“我的货卖几千卢布,我就学几。”“你说的对,就这么办。”
有时瓦列够过来,马云就拿着俄语速成小册子请教他。瓦列够认真教,马云认真学。马云用手指着汉字,问他俄语怎么说,瓦列够就教她发音。有一次,当学到“妻子”时,瓦列够手指着俄语对马云说:“你是妻子。”又指着“丈夫”说:“我是丈夫。”马云以为他开玩笑,就指着“女儿”告诉他:“不,我是女儿。”又指着“爸爸”说:“你是爸爸。”他摇摇头,又对马云重复了一遍:“不,你是妻子,我是丈夫。”我看他是认真的,就跟他说:“你老了,是爸爸,她年轻,是女儿。”他却说:“妻子年轻哈拉少(好)。”说着伸出双臂要抱马云,马云吓得躲到我身后。我告诉他:“马云在中国有丈夫。”他却说:“她在乌兰乌德没有,没关系。”我认真地对他说:“我们中国人不可以这样做,以后你也不要这样说。”
那天晚上,我们已经上床闭灯,忽听有人敲门。奇怪,这么晚了,有谁会来呢?“谁呀?”“瓦列够。”听说是瓦列够,我们觉得哭笑不得,真是不可思议。马云说:“不开门,不理他!”他又继续敲了几声,听不见动静,没趣地走了。
马云说:“外国人真不识搭理,给点脸还想上鼻子!他要是中国人,我非骂他几句不可!”
春天,看上去冰雪融化,实际上是凉气上升,冻人不冻地,因此早就有了“春捂秋冻,到老不生病”的说法。
一连几天,马云都说她肚子疼,结果我发现她的鞋里只垫一双薄垫。我说:“这可不行,女人着凉是要得病的。”于是,我张罗着帮她买鞋垫。可是,走遍市场竟然没有一个卖鞋垫的。怎么办呢?我也没有多余的鞋垫给她,又找不出什么可以垫的东西。忽然想起我有两个厚口罩,可以试试看,就找出来送给她了。马云的鞋里垫上那两个口罩,肚子还真不疼了。我的两个口罩终于派上了用场,总算没白拿来。
谁都知道,女人出门事儿多,我们从国内带来的手纸用没了。非常可气,乌兰乌德市场上竟然买不到手纸。女人离了手纸可不行,我只好不卖货,专程买手纸去了。
走了几家小商店都没有。乌兰乌德的经济是咋搞的?为什么小商店里没有手纸?不管是什么经济,商家也得卖手纸啊。连生活的必需品都难以买到,难道乌兰乌德的女人就不用手纸吗?我边走边找,最后,在尤比列百货商店里才买到了手纸。
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敢摆地摊了。我把刚买回来的手纸放在货旁边,人们以为我在卖手纸,有不少人问:“手纸多少钱一卷?”我说:“不卖!”有人还一定要买,我对她说:“原来你们也需要手纸?”她望着我,不知该说什么。
吃晚饭时,我还想着手纸的事情,并从中受到启发,既然手纸好卖,为何不抓住这个机会卖手纸?我把这个想法对马云说了,她说:“好哇,我们拿乌兰乌德的货挣乌兰乌德人的钱,那多有意思。”我说:“那咱们就在乌兰乌德的地盘上搞一把改革开放。”第二天早晨,商店一开门我们就买了许多手纸回来。本来百货商店里的手纸已经够贵的了,又经过我们50%的加价,卖得还出乎意料的好,这才是货卖用家。卖手纸的第二天,我正忙着呢,忽然听见放炮的声音,只见市场里烟雾弥漫,人们立刻乱了,纷纷往外跑,喊声连成一片。卖货的人赶紧收拾东西,有的人趁机“顺手牵羊”,不知是谁在喊:“拿来,那是我的东西。”有些摊上的货被踢乱了,弄得货主手忙脚乱,还是顾东顾不了西。我和马云的手纸被踢得到处乱滚,我刚要往回捡,马云说:“郑姐你看堆,我往回划拉。”
一阵混乱过后,我们才明白,这是有人为了制造混乱,自己好混水摸鱼、趁机偷东西。
来到乌兰乌德已半月有余,我们带来的货都剩不多了。听说有人去赤塔批发市场上货,我们也准备去试试。我们一起来的4个人,有两个不去的,栓柱等着回家呢,李大龙也不干了。他说:“这地方多乱啊,还干啥,回家得了。”想继续干的,只有我和马云了。马云说:“我决不打退堂鼓,咱们干啥来了。”又对大龙说:“我看你们是被吓回去的,这回你可不是干得硬了,你个儿这么高,胆咋那么小?”大龙说:“咱们的打法不一样,你们打的是持久战,干得硬!我们是打游击战的,不一定啥时候还回来。”我说:“初来乍到困难肯定很多,我们要经得起考验,坚持下来才能胜利。出来闯世界的人,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怎么行啊!”我希望大龙能够留下来,和我们共同坚持下去。也希望他能够赚更多的钱带回国去。可他却说:“钱是王八蛋,花没了再赚!”马云说:“回去吧,等我和郑姐发财了,你们可别后悔啊。”大龙说:“大丈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。祝你们人兴财旺,我们后会有期!”
大龙和栓柱回家了。我和马云准备去赤塔上货,走我们自己选择的路。
赤塔的中国市场别有一番天地,一个有前后门的封闭式大厅,在前门之上挂着中俄两国国旗,国旗下边用俄语写着4个大字:“中国市场”。市场里人很多,一片繁忙景象,有好几个值班民警在维持秩序。这里的警察确实是为中国人服务的,看见外国人钻进旅游团区,就用警棍往外撵。在大厅里从事批发生意的,都是满洲里各旅游公司发过来的旅游团团员。名义上是旅游团,实际是商贩团。这是两国旅游部门共同创办的一种民间贸易形式,当时这些人被很多中国人称为“国际倒爷”,简称“国倒”。
旅游团的货包大得很,有一米多高,要好几个人才能抬动。我们眼看着那些来自伊尔库茨克、车列亚宾斯克以及更远城市的抓大货的人,大货几十件、上百件,小货上千件甚至更多地拿。看到人家拼命地挣钱会激发你赚钱的欲望和潜能,再懒的人也闲不住了。我们不敢和他们比,我们的钱很少,只能上少量的货,用“滚雪球”的办法来经营自己的生意。
我们认真地把旅游团的货看了好几遍,东西多了就看花眼了,不知道到底该上什么。我说:“自带的货就猪皮夹克卖得好。”马云说:“我看仿羊皮的夹克也好卖。”于是,我们各上了10件猪皮夹克,10件仿羊皮夹克。
返程时,我们发现同车厢有一个30多岁、非常面熟的男人。他首先认出了我们,叫我们姐,说他每天都在我们附近卖货。
他叫大城,是吉林人,1992年就来了。是俄罗斯独联体成立后,首批来乌兰乌德的中国人。
马云说:“我看见你卖货了,俄语讲得不错啊。”
他说:“凑合吧,我和乌兰乌德人能弄明白,和中国人就弄不明白了。”
我说:“你怎么怪怪的,把我们都说糊涂了?”
他说:“你问马姐,她明白。”
马云说:“我更糊涂了。”
大城解释说:“那天,一个蒙古人买了马姐一条牛仔裤,价格很便宜,我就对马姐说,这个货还有多少,这个价我全包了,她反而不卖给我。”他又转过脸去直接对马云说:“所以我弄不明白了,为什么同一个价格,你能把货卖给外国人而不卖给我呢?”
马云听完乐了:“那天是计算器坏了,我算错了账,让那小子占了便宜。”
“其实这事儿怪我。”我说,“那天是我不小心,把马云的计算器掉地下摔坏了。”
马云没了计算器,开始学着报数字,嘴里说着手还比划着,手和嘴一起使劲,可乐人了。我边说边模仿着马云说4时的姿态,周围的人看了都乐了。
这时,大城想起了自己刚来时的困境,对马云说:“你不会说俄语还行,整天和郑姐在一起,有个贴身翻译。我们刚来那会儿可惨了,五六个人在一起没有一个会说厕所两个字的,只好憋着屎尿在车站等车。憋时间长了受不了哇,我们就和俄罗斯人打手势,可是谁也看不懂,有人急得解裤腰带也不好使。后来有人想出了盯梢的主意,我们分别跟着从候车室里出去的人,因为他们总会有去厕所的,这才解决了上厕所的问题。”
听完这段趣事,马云有些自豪,她说:“原来你还不如我呢,我临来时有人教我一个单词,告诉我什么都可以不会说,这个可不能忘。”
大城说:“什么单词那么重要?”
她说:“不重要怎么把你憋成那样?就是谁也离不开的厕所。”并说出了俄文译音——“督啊列特”。
大城换了话题说:“郑姐俄语讲得挺像样,你在国内是俄语老师吧?”
我说:“哪是啊,还是念书时学的呢,那时俄语还是主科呢。”
马云说:“这么多年还没忘,你记性真好。”
“也忘了一些,去年我又在长春外语学校进修过,今年就上这儿来了。”
大城说:“这叫没白学,这回你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。”
该吃晚饭了,我们几个凑到一起,拿出面包和香肠、元葱蘸咸盐面,又在列车员那里买了热茶,津津有味地吃上了。
大城一杯啤酒进肚,话又多了:“平时看你们挺正经的,不敢和你们说话。”
“我们刚来,对这里的情况不熟,不敢多说话。”我说,“听说这里中国人的关系很复杂。”
“多干活少说话才好。”马云说,“前几天,那个外号女侠的人当着这个人说那个人的坏话,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被那个人打了,原来人家是亲戚。”
大城说:“这事儿我也听说了,所以说你们有正事儿嘛。”
马云说:“没正事儿大老远的跑这来干啥?”
大城有他的看法:“上这来的人可大不一样,晚出摊早收摊,怕冷又怕累的主能干长吗?咱们走着瞧,那些人慢慢都得跑回去。”
马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,说:“谁不干谁有钱,咱没钱就得干哪。”说完就躺下睡了。
我早就累了,不愿多说话,也躺下了。大城又和身边的俄罗斯人唠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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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时梦想的苏联,今天的俄罗斯,我的乌兰乌德,我来了!想到这里将给我的生活点燃新的希望,我有些激动,我认真地注视着这里的一切。
这是俄罗斯独联体的一个国家——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都——乌兰乌德。这里人口最多的民族是布里亚特和俄罗斯。
大龙当然比我们熟悉这个城市,因为他是第二次来乌兰乌德了。在他的指挥下,出租车司机把我们送到他曾住过的巴尔古今旅店。我填好了4个人的住宿登记表,发给我们的房间卡却出了笑话:两个2人间,每间都写着一男一女,硬把我和马云给分开了。大龙说:“看来这块儿提倡男女混居,他们比中国人更知道男女搭配,干活不累,干得硬!”说完又去逗马云说:“走吧,回屋,人家把你许配给我了。”马云说:“你同意了?那你先等着吧,我还得考虑一年,然后再回家问问我丈夫。”
傍晚,我和马云感到饿了,这才知道该吃晚饭了。我俩来到旅店一楼小吃部,因为过了开饭时间,就已经关门了,我俩只好到外边去吃。
天虽然还没黑,但路上行人稀少,到处静悄悄。我向对面过来的一个女人问道:“您好!请告诉我,在哪儿可以买到食品?”
她手指前方说:“一直往前走,到那儿往左拐,大约20米处有一家食品店。”
“谢谢!”我俩走到那儿一看,食品店也关门了。
我又问一个男人:“您好!请告诉我在哪儿可以买到面包和牛奶?”
他摊开双手说:“对不起,在乌兰乌德你买不到了,因为已经过了下班时间。”
我对马云说:“看来问题很严重,今天晚上我们恐怕要挨饿了。”
马云说:“再问问哪儿有小吃部和饭店。”
我们快走几步,撵上了一对恋人。我跟姑娘说:“对不起,我可以问话吗?”
姑娘说:“可以,您有什么事儿要我帮助?”
“我们今天刚来到乌兰乌德,还没有吃晚饭,哪里有饭店和小吃部?”
“往前走不远,那个大楼旁边有家小吃部,可能已经关门了。那边还有一家饭店,到拐弯处再问一下就知道了。”
“谢谢!”结果还是没有一个地方开门欢迎我们。
初次踏上乌兰乌德的土地,我和他们的对话,是严格按照课本上的句型进行的。我有点好奇,想听听他们是怎样讲的。是的,他们讲话很规范,很有礼貌。
马云站在路边不说话,我说:“咱们快回去吧,安全要紧。”无奈,我俩只好饿着肚子回到旅店,想找点带来的食物充饥,没有,早就吃光了。我俩有气无力地倒在床上,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睡到半夜,又被饿醒了,我俩索性坐起来,来个“夜半话饭”。
马云说:“这是什么破地方,晚一点就买不着吃的了。咱中国多好,饭店开到半夜,到处都有经销店,你想吃一宿都成。”
我说:“乌兰乌德的经济搞得太死了,人也懒,现成的买卖没人做,有钱不去挣。”
“是啊,中国如果有这条件,咱们何必跑这儿来。”
“他们可能是大锅饭吃惯了,还不懂得什么叫勤劳致富呢。”
“没准他们的思想还没转过弯来,以为还是越穷越光荣呢。”
“马云哪,明天咱们必须去市场卖货了,不然我可真要挨饿了,兜里只有几十块钱了。”
“怎么,你丢钱了?”
“不是,我临来时只带了3000块钱,上了这包货,去了一路的花费,就所剩无几了。”
“你可真大胆,穷家富路,怎么不多带点,走到半路没钱可怎么办?”
“这个道理我也知道,可是家里没有钱,这还是借的呢。”
第二天,我和马云饿着肚子,早早就张罗着去了市场。乌兰乌德中心市场是一个刚形成不久的露天市场,卖货的人都要打地摊。在这里卖货的,不全是乌兰乌德人,还有独联体其他国家的,以及蒙古和越南人,中国人并不多,也就20多个吧。
在靠近市场大门的地方,我们4人紧挨紧地站着,生怕中间插进外人。大龙严肃地说:“注意点,把东西都看好了,别让坏蛋抢去!”我们怕发生意外,不敢把货摆在地上,手里拿不了的样品就搭在胳膊上,货包虽然放在地上,但要把带子套在脚上,两条腿使劲夹着货包。
我们知道,脚下踩的不是自己的国土,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,我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。
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卖东西,不习惯,也不好意思。回想自己从学校走向农村,又进入工厂,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,做的都是领导安排的工作,从未想过站市场做买卖。我不羡慕那些随着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小商小贩,觉得他们没有自己坐办公室光彩。如果不是生活所迫,我是不会丢下正经的工作,干起这“不伦不类”的事来。现在既然已“逼上梁山”,就硬着头皮干吧。我站得溜直的,生怕被熟人看见笑话,又忽然明白,这不是在家,哪有什么熟人。
我一声不响地像雕塑一样地站着,等待着上门买货的人。
看看身边的马云,毫不在乎周围的一切。人家虽然不会俄语,计算器就是她的翻译。那时俄罗斯的卢布毛得很,以千为单位,用计算器报价,只要按出数字就可以了。
转眼到了中午,大龙催我们回旅店。他说:“下午中国人都不出摊,怕出事儿。”当然我们也害怕,就呆在旅店里。
下午,我和马云出去买吃喝。我们找到一家食品店,她买了两个大面包,说是饿怕了。我们还买了香肠和茶叶,入乡随俗,我们也吃起西餐来。
在食品店里,我们看到许多柜台空荡荡的,人们排着队购买面包,物价贵得让工薪阶层难以承受。走在市中心的大街上,看不见豪华的气派,更没有繁荣的景象,感到一切都很古老。风吹雨打的楼房建筑,记载着几十年的沧桑。那坑坑洼洼、高低不平的柏油马路像老树皮一样散落在地上,期待着滋润和整理。有人说这还是列宁、斯大林时代留下的痕迹,再没有过新的模样。
难道这里是被爱遗忘的角落——静悄悄?难道改革开放的春风抵挡不过西伯利亚的寒流?吹不化乌兰乌德冬天的冰霜?
回到旅店,我有感吟诗一首:
从苏联到俄罗斯
儿时梦想的苏联,
是远不可及的美丽天堂。
漂亮的城市,
高大的楼房。
人们喝着牛奶,
拌着白糖。
欢声笑语,
幸福无量。
而今我来时,
为何所见非我所想?
原来不过如此,
其实很平常。
当我们路过市场时,看见有些中国人仍然在卖货。马云说:“你看,咱们吓得躲在旅店里,人家怎么不害怕?明天咱们也干全天吧。”
第二天吃过中午饭,不容别人分说,马云背着包就去了市场。大龙吃惊地说:“她一个人走了?干得硬!”
她走后,我一直为她担心,后悔自己没有跟着她,想去市场看看又不敢走,直到晚上她回来后,我才放心。我说:“明天咱们一块去吧。”
她说:“别听大龙吓唬人了,什么到下午坏蛋就出来了,不知是谁造的谣呢?下午货卖得更好,买货的人比上午还多呢。”
我说:“其实,不管货卖得怎样,我们都应该出摊,因为我们就是冲着困难来的,有点困难就吓住了,岂不成了缩头乌龟?”
她又说:“也是我们刚来,不了解市场情况。”
我说:“是啊,布里亚特也是个法制的国家,我们怕什么呢!”
从此,我和马云早出晚归,一心站市场。
一个星期过去了,一切平安无事,我们都放松了许多。
忽然,从市场里边跑出一个中国人说:“不好了,里头打起来了。”“发生什么事儿了?我看看去。”马云把货交给我就跑了。不一会儿,一个叫金旭的中国年轻人抢道跑出了市场。
马云回来说:“坏蛋偷了金旭的东西,被金旭抓住了。他不但不认账,还骂金旭,让金旭滚蛋。金旭一气之下把小偷给干趴下了,市场的值班民警正在抓金旭呢。”
有着高度警惕性的大龙立刻做出决定:“别干了,快走吧!警察抓不到金旭,会拿中国人撒气的。”边说边背起包和栓柱回旅店了。我和马云没走,我们是女的不怕。
当天晚上,大龙和栓柱去朋友家取货,回来路过小胡同时,有两个酒鬼挡住他俩的去路,伸手就要钱。酒鬼说话磨叽,他们听不明白,吓得撒腿就跑,酒鬼跟在后边紧追不舍。大龙跑得快,把栓柱落在后边。栓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回到旅店,进屋就埋怨大龙不该一个人逃命。大龙说:“逃啥命啊,遇见两个酒鬼算个啥,我才不怕他们哪!我快跑是逗他们玩呢!”
一天当中发生的两件事使栓柱害怕了,他对乌兰乌德失去了信心,后悔自己不该来这鬼地方。于是耍起小性子来,说他不干了,也不顾挣不挣钱了,把自己仅有的从国内背来的货批发出去了。然后把房间的门反锁上,把自己关在屋里等候回家。
谁家鱼肉香味浓?恰似中国美食城。烀肉的香味让我知道了在房间可以用电做饭的秘密。我和马云本来吃不惯西餐,特想吃点家乡的饭菜,于是,我们就张罗着买餐具,准备做中国饭。我们有了电炉子、小瓷锅,又在市场买点小鱼,我们想做鱼吃。只是买不到中国调料,什么葱、姜、酱油都没有,只买了咸盐,连油也忘了买。马云说:“干脆就这么做吧。”我们就把鱼和盐放在水里煮上了,就这顿咸水鱼,我们还吃得挺香。
从此,我们经常自己做着吃,马云手快,总是干在我前边。一次,我们要吃土豆炖牛肉,却只买了牛肉,没买着土豆。马云说:“这地方兴要东西,咱们也要点。”跟谁要呢?于是,我们找到住在对门的瓦列够——一个矮矮的、60多岁的格鲁吉亚小老头。我突然忘了俄语土豆该怎么说,就和他比划,意思是要圆的东西。瓦列够把圆形的东西都拿给我们看,什么锅盆之类的。我告诉他是吃的,他又拿出苹果和鸡蛋。马云把他领到我们房间,把牛肉指给他看,他更糊涂了,我说是可以和牛肉一起做着吃的。噢,他明白了,回去就拿些土豆过来。马云连声说:“哈拉少”,伸手接过土豆。
真有意思,我们三人乐得哈哈的。
打那以后,瓦列够常到我们房间做客。我们看他热心肠,有事常找他帮忙。
通过这件事,马云说:“看来这俄语还真得学,郑姐我拜你为师,明天我开始学俄语。”我说:“你应该从卖货学起,先学数字,一天背会两个就行。”她说:“我的货卖几千卢布,我就学几。”“你说的对,就这么办。”
有时瓦列够过来,马云就拿着俄语速成小册子请教他。瓦列够认真教,马云认真学。马云用手指着汉字,问他俄语怎么说,瓦列够就教她发音。有一次,当学到“妻子”时,瓦列够手指着俄语对马云说:“你是妻子。”又指着“丈夫”说:“我是丈夫。”马云以为他开玩笑,就指着“女儿”告诉他:“不,我是女儿。”又指着“爸爸”说:“你是爸爸。”他摇摇头,又对马云重复了一遍:“不,你是妻子,我是丈夫。”我看他是认真的,就跟他说:“你老了,是爸爸,她年轻,是女儿。”他却说:“妻子年轻哈拉少(好)。”说着伸出双臂要抱马云,马云吓得躲到我身后。我告诉他:“马云在中国有丈夫。”他却说:“她在乌兰乌德没有,没关系。”我认真地对他说:“我们中国人不可以这样做,以后你也不要这样说。”
那天晚上,我们已经上床闭灯,忽听有人敲门。奇怪,这么晚了,有谁会来呢?“谁呀?”“瓦列够。”听说是瓦列够,我们觉得哭笑不得,真是不可思议。马云说:“不开门,不理他!”他又继续敲了几声,听不见动静,没趣地走了。
马云说:“外国人真不识搭理,给点脸还想上鼻子!他要是中国人,我非骂他几句不可!”
春天,看上去冰雪融化,实际上是凉气上升,冻人不冻地,因此早就有了“春捂秋冻,到老不生病”的说法。
一连几天,马云都说她肚子疼,结果我发现她的鞋里只垫一双薄垫。我说:“这可不行,女人着凉是要得病的。”于是,我张罗着帮她买鞋垫。可是,走遍市场竟然没有一个卖鞋垫的。怎么办呢?我也没有多余的鞋垫给她,又找不出什么可以垫的东西。忽然想起我有两个厚口罩,可以试试看,就找出来送给她了。马云的鞋里垫上那两个口罩,肚子还真不疼了。我的两个口罩终于派上了用场,总算没白拿来。
谁都知道,女人出门事儿多,我们从国内带来的手纸用没了。非常可气,乌兰乌德市场上竟然买不到手纸。女人离了手纸可不行,我只好不卖货,专程买手纸去了。
走了几家小商店都没有。乌兰乌德的经济是咋搞的?为什么小商店里没有手纸?不管是什么经济,商家也得卖手纸啊。连生活的必需品都难以买到,难道乌兰乌德的女人就不用手纸吗?我边走边找,最后,在尤比列百货商店里才买到了手纸。
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敢摆地摊了。我把刚买回来的手纸放在货旁边,人们以为我在卖手纸,有不少人问:“手纸多少钱一卷?”我说:“不卖!”有人还一定要买,我对她说:“原来你们也需要手纸?”她望着我,不知该说什么。
吃晚饭时,我还想着手纸的事情,并从中受到启发,既然手纸好卖,为何不抓住这个机会卖手纸?我把这个想法对马云说了,她说:“好哇,我们拿乌兰乌德的货挣乌兰乌德人的钱,那多有意思。”我说:“那咱们就在乌兰乌德的地盘上搞一把改革开放。”第二天早晨,商店一开门我们就买了许多手纸回来。本来百货商店里的手纸已经够贵的了,又经过我们50%的加价,卖得还出乎意料的好,这才是货卖用家。卖手纸的第二天,我正忙着呢,忽然听见放炮的声音,只见市场里烟雾弥漫,人们立刻乱了,纷纷往外跑,喊声连成一片。卖货的人赶紧收拾东西,有的人趁机“顺手牵羊”,不知是谁在喊:“拿来,那是我的东西。”有些摊上的货被踢乱了,弄得货主手忙脚乱,还是顾东顾不了西。我和马云的手纸被踢得到处乱滚,我刚要往回捡,马云说:“郑姐你看堆,我往回划拉。”
一阵混乱过后,我们才明白,这是有人为了制造混乱,自己好混水摸鱼、趁机偷东西。
来到乌兰乌德已半月有余,我们带来的货都剩不多了。听说有人去赤塔批发市场上货,我们也准备去试试。我们一起来的4个人,有两个不去的,栓柱等着回家呢,李大龙也不干了。他说:“这地方多乱啊,还干啥,回家得了。”想继续干的,只有我和马云了。马云说:“我决不打退堂鼓,咱们干啥来了。”又对大龙说:“我看你们是被吓回去的,这回你可不是干得硬了,你个儿这么高,胆咋那么小?”大龙说:“咱们的打法不一样,你们打的是持久战,干得硬!我们是打游击战的,不一定啥时候还回来。”我说:“初来乍到困难肯定很多,我们要经得起考验,坚持下来才能胜利。出来闯世界的人,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怎么行啊!”我希望大龙能够留下来,和我们共同坚持下去。也希望他能够赚更多的钱带回国去。可他却说:“钱是王八蛋,花没了再赚!”马云说:“回去吧,等我和郑姐发财了,你们可别后悔啊。”大龙说:“大丈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。祝你们人兴财旺,我们后会有期!”
大龙和栓柱回家了。我和马云准备去赤塔上货,走我们自己选择的路。
赤塔的中国市场别有一番天地,一个有前后门的封闭式大厅,在前门之上挂着中俄两国国旗,国旗下边用俄语写着4个大字:“中国市场”。市场里人很多,一片繁忙景象,有好几个值班民警在维持秩序。这里的警察确实是为中国人服务的,看见外国人钻进旅游团区,就用警棍往外撵。在大厅里从事批发生意的,都是满洲里各旅游公司发过来的旅游团团员。名义上是旅游团,实际是商贩团。这是两国旅游部门共同创办的一种民间贸易形式,当时这些人被很多中国人称为“国际倒爷”,简称“国倒”。
旅游团的货包大得很,有一米多高,要好几个人才能抬动。我们眼看着那些来自伊尔库茨克、车列亚宾斯克以及更远城市的抓大货的人,大货几十件、上百件,小货上千件甚至更多地拿。看到人家拼命地挣钱会激发你赚钱的欲望和潜能,再懒的人也闲不住了。我们不敢和他们比,我们的钱很少,只能上少量的货,用“滚雪球”的办法来经营自己的生意。
我们认真地把旅游团的货看了好几遍,东西多了就看花眼了,不知道到底该上什么。我说:“自带的货就猪皮夹克卖得好。”马云说:“我看仿羊皮的夹克也好卖。”于是,我们各上了10件猪皮夹克,10件仿羊皮夹克。
返程时,我们发现同车厢有一个30多岁、非常面熟的男人。他首先认出了我们,叫我们姐,说他每天都在我们附近卖货。
他叫大城,是吉林人,1992年就来了。是俄罗斯独联体成立后,首批来乌兰乌德的中国人。
马云说:“我看见你卖货了,俄语讲得不错啊。”
他说:“凑合吧,我和乌兰乌德人能弄明白,和中国人就弄不明白了。”
我说:“你怎么怪怪的,把我们都说糊涂了?”
他说:“你问马姐,她明白。”
马云说:“我更糊涂了。”
大城解释说:“那天,一个蒙古人买了马姐一条牛仔裤,价格很便宜,我就对马姐说,这个货还有多少,这个价我全包了,她反而不卖给我。”他又转过脸去直接对马云说:“所以我弄不明白了,为什么同一个价格,你能把货卖给外国人而不卖给我呢?”
马云听完乐了:“那天是计算器坏了,我算错了账,让那小子占了便宜。”
“其实这事儿怪我。”我说,“那天是我不小心,把马云的计算器掉地下摔坏了。”
马云没了计算器,开始学着报数字,嘴里说着手还比划着,手和嘴一起使劲,可乐人了。我边说边模仿着马云说4时的姿态,周围的人看了都乐了。
这时,大城想起了自己刚来时的困境,对马云说:“你不会说俄语还行,整天和郑姐在一起,有个贴身翻译。我们刚来那会儿可惨了,五六个人在一起没有一个会说厕所两个字的,只好憋着屎尿在车站等车。憋时间长了受不了哇,我们就和俄罗斯人打手势,可是谁也看不懂,有人急得解裤腰带也不好使。后来有人想出了盯梢的主意,我们分别跟着从候车室里出去的人,因为他们总会有去厕所的,这才解决了上厕所的问题。”
听完这段趣事,马云有些自豪,她说:“原来你还不如我呢,我临来时有人教我一个单词,告诉我什么都可以不会说,这个可不能忘。”
大城说:“什么单词那么重要?”
她说:“不重要怎么把你憋成那样?就是谁也离不开的厕所。”并说出了俄文译音——“督啊列特”。
大城换了话题说:“郑姐俄语讲得挺像样,你在国内是俄语老师吧?”
我说:“哪是啊,还是念书时学的呢,那时俄语还是主科呢。”
马云说:“这么多年还没忘,你记性真好。”
“也忘了一些,去年我又在长春外语学校进修过,今年就上这儿来了。”
大城说:“这叫没白学,这回你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。”
该吃晚饭了,我们几个凑到一起,拿出面包和香肠、元葱蘸咸盐面,又在列车员那里买了热茶,津津有味地吃上了。
大城一杯啤酒进肚,话又多了:“平时看你们挺正经的,不敢和你们说话。”
“我们刚来,对这里的情况不熟,不敢多说话。”我说,“听说这里中国人的关系很复杂。”
“多干活少说话才好。”马云说,“前几天,那个外号女侠的人当着这个人说那个人的坏话,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被那个人打了,原来人家是亲戚。”
大城说:“这事儿我也听说了,所以说你们有正事儿嘛。”
马云说:“没正事儿大老远的跑这来干啥?”
大城有他的看法:“上这来的人可大不一样,晚出摊早收摊,怕冷又怕累的主能干长吗?咱们走着瞧,那些人慢慢都得跑回去。”
马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,说:“谁不干谁有钱,咱没钱就得干哪。”说完就躺下睡了。
我早就累了,不愿多说话,也躺下了。大城又和身边的俄罗斯人唠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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