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 时过境迁志不变 教师易当梦难圆
20个小时的关押,我经受了犯人般铁笼生活的锤炼。在那里,我想起了中国的渣滓洞,想起了烈士江姐。江姐的英雄形象,壮烈牺牲前为新中国绣红旗的场景,深深地铭刻在我脑海里,几十年来,她影响着我的人生。铁笼里的生活,好比渣滓洞,可比起江姐,我感到羞愧。江姐坐牢,为的是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,铁窗烈火,唤起了多少志士仁人的革命激情!而我蹲铁笼,为的是自己,护照不好使还赖着不走,其实我很没理。不管警察用什么手段抓我都是有原因的,这种原因里包含着辛酸,潜藏着委屈。如果不是家庭生活所迫,我怎么会到乌兰乌德来?在乌兰乌德,我们受坏蛋的气,受警察的气,有时还要招中国人的妒忌、受中国人的气。所以,我特盼望着国富民强,盼望过上生活富足的日子。到那时,我也像有钱人一样,出门就坐车,坐家看看电视,找同学叙叙旧,和朋友聊聊天。
提起同学可大不一样了,当年的同窗,有的高官显位,有的也很平常。我很羡慕那些从事教育事业的同学,她们在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的岗位上辛勤耕耘,受到人民的爱戴。做一个园丁,浇灌祖国的花朵,也是我少年时代的美好愿望。在我的母校通化市第三中学读书时,我做为班长,曾经协助老师做过很多工作,老师因为班里有我而放心。在自习课,我很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,同学们举手提问,我会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解答问题。因为我俄语学得好,所以老师曾几次让我在星期天为部分同学补习俄语。我站在老师的讲台上,为同学们解难答疑,并流利地在黑板上书写。教室门口站着外班同学,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。中学毕业时,我必须走进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的队伍。我抱着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,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大队领导曾经推荐我去学校当老师,因为有贫下中农提出了让“黑五类”子女当老师把孩子教坏了怎么办的尖锐意见,上级领导只好改用了根红苗壮的人。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年代,没有哪个领导敢反对贫下中农的意见而为“黑五类”子女作主的。因为那是立场问题,会犯路线错误。我的教师梦在极左思想泛滥的年代第一次破灭了。
教师梦?当老师的念头再次浮现在我脑海中。可惜时过境迁,如今我在异国他乡,再想实现这个愿望,真就成了梦想。然而,有一句话却时常在我耳边响起:你在国内是俄语老师吗?市场上曾经有人这样问我。这句问话似乎在提醒我:既然你有中级水平的俄语证书,又有较好的汉语基础,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条件来圆你的教师梦呢?圆我的教师梦谈何容易?然而,如果我真能当上老师,护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,我不但可以在这儿久居,课余时间还可以站市场。可是,怎么能当上老师呢?我到哪儿去当老师呢?我忽然想起几天前,一个师范学院的学生买货时曾经说过,他们那里缺一名教汉语的老师。这不是天赐良机吗?于是,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——到师范学院外语系去教汉语。对,就是这个主意。
我相信自己,我会行的!
我走进了乌兰乌德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办公室,那个胖胖的、和蔼可亲的系主任,是位年近50的俄罗斯女士。她听了我的自荐简言,似乎对我很感兴趣,问我想教什么语种,我说当然是汉语。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:“现在学院正缺一名讲初级汉语的老师。”说着叫人送来一本基础汉语教材,让我准备在三天后试讲,并安排我听了一堂汉语课。我知道,讲基础汉语并不简单,因为不仅讲课的内容,而且课堂用语都必须讲俄语。
在我的课堂上有系主任和两名(一名中国的)汉语老师在听课。我望着20多名陌生的、学习汉语的乌兰乌德大学生,心里一点不慌,我暗中鼓励自己:要沉着。
这是我第一次试讲,必须庄重一些,我一改老师进屋就讲课的做法,以引起同学们的注意。我在讲台上站好后,扫视一遍同学们,我说:“开始上课!”只见有些同学站了起来,有的却坐着东张西望,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继续望着他们,有的明白后主动站了起来,有的是被旁边的人拉起来的。
“同学们好!让我们认识一下,我来自中国,我的名字叫——,很高兴认识你们!”然后每个同学都介绍了自己的名字,我们相识了。
今天我们学习第10课,首先学习16个生词。我像教小学生一样,先教汉语拼音,然后写出汉字。
家、有、几、爸爸、大夫、妈妈、老师、哥哥、工人、弟弟、在、北京、语言、学院、姐姐、妹妹。
每写一个生词,我首先范读两遍,领读三遍,然后译成俄语,再领读两遍,再让学生大声齐读,然后提问,让学生写。
我们还学习了会话。
你家有几口人?我家有五口人。
你爸爸做什么?我爸爸是大夫。
你妈妈做什么?我妈妈是老师。
你有哥哥吗?有,我哥哥是工人。
你有弟弟吗?有,我弟弟是学生,他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。
我自然是采取听读、领读,汉译俄,让学生齐读,再每人读一遍,然后两人一组读对话,并换读,最后自由会话的方法来教学的。我还领学生就本课所学知识做了练习题。
“下课!同学们再见!”这时,同学们站得很整齐:“老师再见!”一堂80分钟的大课很快结束了。
课后,我征求了几个同学的意见,有的提出我读汉语时有的语音不标准,把翘舌音读成了平舌。一句话说得我脸红,一个想教汉语的老师竟然没有外国学生汉语读得准确。我怎么没注意呢?唉,也难怪,这根本就是我的弱项。
当我第二次走进乌兰乌德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办公室的时候,系主任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,脸上流露着和悦的笑容。她说:“你讲得不错,我们决定录用你。”说着,把申请表和合同书递给了我。当时,甭提我有多高兴了!
不料,事情的结果不容乐观,在任教申请书里,真实地写着我是企业管理专业的专科毕业生,(我38岁时在职学习拿到的电大文凭)因而审批时没有通过。按乌兰乌德教育部的要求,师范学院的老师必须有专业对口的本科以上学历才能胜任。系主任惋惜地说:“很遗憾!我们失去了合作的机会。”
一场教师梦又一次破灭了。难圆的教师梦是我永远的遗憾!不过没关系,凡事不能强求。当不了园丁,我还是做颗小草吧。小草最好,能享受更多的阳光和雨露。
“教书先生没当成怎么办?我们得想办法躲躲,说不定多咱警察又来了。”他说着就开始收拾东西,好像我们马上要搬家了。
我说:“躲也没用,跑了和尚跑不了庙,警察已经认识我了,到市场就能找着我。我看咱们该回趟家了。”
“也好,我已经在外边过两个年了,真想回家看看。”
我一心想着走团,就信口说了出来:“回家后先歇歇,往后咱们也走团吧,省得护照不好使。”
他一听就急了:“走啥团走团?别把咱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赔进去。要走团你自己走,我可没那个能耐!”
过了中国海关,踏上祖国的土地,已经两年没回国的他,高兴得像孩子一样,瞅这望那的,并一屁股坐在地上了。我说:“你不嫌凉啊?”他说:“坐在自己的土地上心里踏实,不怕谁查护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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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起同学可大不一样了,当年的同窗,有的高官显位,有的也很平常。我很羡慕那些从事教育事业的同学,她们在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的岗位上辛勤耕耘,受到人民的爱戴。做一个园丁,浇灌祖国的花朵,也是我少年时代的美好愿望。在我的母校通化市第三中学读书时,我做为班长,曾经协助老师做过很多工作,老师因为班里有我而放心。在自习课,我很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,同学们举手提问,我会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解答问题。因为我俄语学得好,所以老师曾几次让我在星期天为部分同学补习俄语。我站在老师的讲台上,为同学们解难答疑,并流利地在黑板上书写。教室门口站着外班同学,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。中学毕业时,我必须走进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的队伍。我抱着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,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大队领导曾经推荐我去学校当老师,因为有贫下中农提出了让“黑五类”子女当老师把孩子教坏了怎么办的尖锐意见,上级领导只好改用了根红苗壮的人。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年代,没有哪个领导敢反对贫下中农的意见而为“黑五类”子女作主的。因为那是立场问题,会犯路线错误。我的教师梦在极左思想泛滥的年代第一次破灭了。
教师梦?当老师的念头再次浮现在我脑海中。可惜时过境迁,如今我在异国他乡,再想实现这个愿望,真就成了梦想。然而,有一句话却时常在我耳边响起:你在国内是俄语老师吗?市场上曾经有人这样问我。这句问话似乎在提醒我:既然你有中级水平的俄语证书,又有较好的汉语基础,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条件来圆你的教师梦呢?圆我的教师梦谈何容易?然而,如果我真能当上老师,护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,我不但可以在这儿久居,课余时间还可以站市场。可是,怎么能当上老师呢?我到哪儿去当老师呢?我忽然想起几天前,一个师范学院的学生买货时曾经说过,他们那里缺一名教汉语的老师。这不是天赐良机吗?于是,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——到师范学院外语系去教汉语。对,就是这个主意。
我相信自己,我会行的!
我走进了乌兰乌德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办公室,那个胖胖的、和蔼可亲的系主任,是位年近50的俄罗斯女士。她听了我的自荐简言,似乎对我很感兴趣,问我想教什么语种,我说当然是汉语。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:“现在学院正缺一名讲初级汉语的老师。”说着叫人送来一本基础汉语教材,让我准备在三天后试讲,并安排我听了一堂汉语课。我知道,讲基础汉语并不简单,因为不仅讲课的内容,而且课堂用语都必须讲俄语。
在我的课堂上有系主任和两名(一名中国的)汉语老师在听课。我望着20多名陌生的、学习汉语的乌兰乌德大学生,心里一点不慌,我暗中鼓励自己:要沉着。
这是我第一次试讲,必须庄重一些,我一改老师进屋就讲课的做法,以引起同学们的注意。我在讲台上站好后,扫视一遍同学们,我说:“开始上课!”只见有些同学站了起来,有的却坐着东张西望,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继续望着他们,有的明白后主动站了起来,有的是被旁边的人拉起来的。
“同学们好!让我们认识一下,我来自中国,我的名字叫——,很高兴认识你们!”然后每个同学都介绍了自己的名字,我们相识了。
今天我们学习第10课,首先学习16个生词。我像教小学生一样,先教汉语拼音,然后写出汉字。
家、有、几、爸爸、大夫、妈妈、老师、哥哥、工人、弟弟、在、北京、语言、学院、姐姐、妹妹。
每写一个生词,我首先范读两遍,领读三遍,然后译成俄语,再领读两遍,再让学生大声齐读,然后提问,让学生写。
我们还学习了会话。
你家有几口人?我家有五口人。
你爸爸做什么?我爸爸是大夫。
你妈妈做什么?我妈妈是老师。
你有哥哥吗?有,我哥哥是工人。
你有弟弟吗?有,我弟弟是学生,他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。
我自然是采取听读、领读,汉译俄,让学生齐读,再每人读一遍,然后两人一组读对话,并换读,最后自由会话的方法来教学的。我还领学生就本课所学知识做了练习题。
“下课!同学们再见!”这时,同学们站得很整齐:“老师再见!”一堂80分钟的大课很快结束了。
课后,我征求了几个同学的意见,有的提出我读汉语时有的语音不标准,把翘舌音读成了平舌。一句话说得我脸红,一个想教汉语的老师竟然没有外国学生汉语读得准确。我怎么没注意呢?唉,也难怪,这根本就是我的弱项。
当我第二次走进乌兰乌德师范学院外语系主任办公室的时候,系主任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,脸上流露着和悦的笑容。她说:“你讲得不错,我们决定录用你。”说着,把申请表和合同书递给了我。当时,甭提我有多高兴了!
不料,事情的结果不容乐观,在任教申请书里,真实地写着我是企业管理专业的专科毕业生,(我38岁时在职学习拿到的电大文凭)因而审批时没有通过。按乌兰乌德教育部的要求,师范学院的老师必须有专业对口的本科以上学历才能胜任。系主任惋惜地说:“很遗憾!我们失去了合作的机会。”
一场教师梦又一次破灭了。难圆的教师梦是我永远的遗憾!不过没关系,凡事不能强求。当不了园丁,我还是做颗小草吧。小草最好,能享受更多的阳光和雨露。
“教书先生没当成怎么办?我们得想办法躲躲,说不定多咱警察又来了。”他说着就开始收拾东西,好像我们马上要搬家了。
我说:“躲也没用,跑了和尚跑不了庙,警察已经认识我了,到市场就能找着我。我看咱们该回趟家了。”
“也好,我已经在外边过两个年了,真想回家看看。”
我一心想着走团,就信口说了出来:“回家后先歇歇,往后咱们也走团吧,省得护照不好使。”
他一听就急了:“走啥团走团?别把咱们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赔进去。要走团你自己走,我可没那个能耐!”
过了中国海关,踏上祖国的土地,已经两年没回国的他,高兴得像孩子一样,瞅这望那的,并一屁股坐在地上了。我说:“你不嫌凉啊?”他说:“坐在自己的土地上心里踏实,不怕谁查护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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