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 团里费用难摊派 海关过货靠时间
想起跑团的日子,跑来跑去真不容易,团员的生活风餐露宿,走哪哪是家。人们每次从满洲里出发,不但要上好货,还要准备好给养。我一般带些生活必需品和做菜的调料以及咸菜大酱,自己能拿多少就带多少,不想给别人添麻烦。而有些人能干,什么都要拿,甚至中国大米、中国豆油、中国酒、粉条、猪肉外带酸菜,恨不得把家都搬去。带的东西多了,自己肯定拿不了,就放在货车里。有在那边做盒饭生意的人,把一袋袋大米、一捆捆方便饭盒,也都扔在货车里。
俄罗斯海关是看货估堆收缴关税的,团里再把关税和运费按货物多少分摊给个人,吃亏占便宜的就那么的了,有意见的背地里说几句也没人在乎。这些情况团长也知道,不过没法弄得过细,因为凡是往车里放东西的人,都是和自己有过往的朋友,他们想借光沾点便宜就由他们吧。
对这些不可必免的情况,人们逐渐习以为常了。但偶尔也会发生棘手的问题,月初,那是我第六次走团,就遇到过这种情况。为了能在圣诞旺季多赚些钱,我们上了许多货,还大胆地上了几十件仿裘皮大衣。这款货虽然应季,却是高价位压本钱的东西,要有点风险意识才敢上它。在分摊搬运费和运输费的时候,团员之间就发生了争执。
实际是个很简单的事情,来自货物的费用,就应该按货分摊下去。可是有人提出了新招法,要按人头摊派。此主张一经提出,立刻出现了两派相争的局面:家有一个人的举双手赞成,两个人一起来的坚决反对,我和大姐当然站在两个人这边。一人派自知理亏,说话有些底气不足,但还是想尽办法为自己辩护。二人派据理力争,毫不相让。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,一人派就默不作声了。
一会儿,又有个不服气的说:“这事儿不算完,等到地方告诉俺家那位!”
对方立马有人反对:“拿你搭伙的吓唬谁,他不就是鼻子大头发长吗?还敢把谁咋地了?”
还有人说:“不用等到地方,搁这儿就弄个明白!有理走遍天下,无理寸步难行!”
这时,我想起了当年文艺宣传队唱的那句歌词,本想当个笑话平息这场争论,就信口说了出来:“东风吹,战鼓雷,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?”
话音刚落,只见一人派若有所思地望着我,二人派却感到很得意。噢,我明白了,因为这话本来就挺生硬,我的语气又太像当年了,严肃的不是个地方。
于是我灵机一动,把接下来的词:“不是人民怕美帝,而是美帝怕人民!”改成:“不是你们怕我们,也不是我们怕你们。”又自编了一句:“为了来挣人民币,相聚一起不容易。”我看着他们说完了这两句话,气氛缓和了许多,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团长接着说:“大家跑团都不容易,我领团也不容易。以后,我们尽量按常规办事,别出难题,遇事儿多让着点,理解万岁吧!”
跑团的人忙,海关也忙,每天要放无数个团出入关。出中国海关容易,入俄罗斯海关就难了。我们每次出发那天都要起个大早,顾不得吃早饭就得上汽车,因为过关汽车要早早去海关排队。通过检查,团员们总能先于货车走出海关,但必须等货车出关后,我们才能起程。一辆载货的卡玛斯从进关到出关,说不准要多少时间,我们要耐心地等待。围绕关税高低的问题,双方要进行反复的磋商,海关人员通过检查货物,有各种理由增加你的税款。这时,翻译的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,口语好、应变能力强的,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女翻译,事情就好办些,否则就不一样了。听说有一次,一个团的关税定得特高,为了避免赔本,好几个女团员给海关人员跪下求情,终于感动了他们,做了适当减免。
这次,我们赶在新年前出团,俄罗斯海关查得非常严。早晨刚开关货车就进去了,直到下午4点多钟还没出来。12月份的白天很短,天已经全黑下来了,我们还等在山上。光秃秃的后贝加尔山,没有可遮风的地方,呼呼作响的北风,好像穿透了人们的骨头,尽管我们都穿得很多,还是冻得直打寒战。我穿的绿色军大衣,此时感觉特别薄,冻得我上下牙直打仗。我突然想起背包里有一件为朋友代卖的皮大衣,就拿出来套在身上,算是能挺住了。大姐穿着厚羽绒服,还冻得在地上不停地跺脚。现在回想起来,呼啸的北风仿佛还响在耳边,美丽“冻”人的镜头似乎又浮现在眼前。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,挨冻在后贝加尔山上冷得那才叫深刻。团员们真冻急了,有个流清鼻涕的主骂上了:“这帮管事的可真够坏的,想把俺冻死在山上啊?”有人接茬说:“别骂了,今天能让咱们出关就是万事大吉。去年我走别的团,等了一天的汽车愣是没进来俄罗斯海关,害得我们在“三不管”待了一夜。那家伙冷的,差点没把我们冻死。有人捡把柴火笼起了火,又烧了两个破汽车轮胎大伙围着暖暖身子。天亮了,互相看着对方的模样都憋不住笑了,一个个的小脸儿让烟灰熏得黑乎乎的,像刚从煤洞里钻出来似的。”
时钟在不停地转动,团员们心急如焚:“如果再等会儿卡玛斯还不出来,我们可赶不上火车了。”“过关嘛,总得靠到时候才拉倒。”人们正说着,翻译小跑着出来了:“快,把税款拿来!”“来了。”团长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卢布,急匆匆的和翻译交关税去了。几分钟后,被困一天的卡玛斯,像获得新生一样向我们驶来。团长招呼着:“快!去火车站,关税到地方再摊。”
在团长的带动下,全团的人撒腿就往火车站跑。个儿大腿长的跑在前边,我们几个年龄稍大的女人被远远地落在后头。
从后贝加尔往里走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,眼看开车的时间快到了,累得我们呵吃带喘。这时,只希望跑在前边的人能够先上车,那样火车就会等我们,我正想着,传来了火车起动的声音。顿时,人们都停下了脚步,心劲儿一没腿就软了,我一下子瘫在地上。还没等我站起来,团长又命令大伙:“搭车去博尔甲!”坐汽车追火车,听起来是个笑话。但是我们都知道,火车要停的第一大站是博尔甲,停车时间有十几分钟,而且火车走的是弯道,我们坐汽车抄近道,完全可以追上火车。
海关附近出租车有的是,大家三三两两迅速地上了车,向博尔甲方向赶去。夜色中,我们隐隐约约地看见了博尔甲的影子,心里刚刚踏实些,意外事件戏剧般地发生了。交警截住了所有坐着中国人的出租车,命令司机:“向后转,回后贝加尔!”回后贝加尔?为什么?人们互相交换着目光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不由猜想,不许分说,我们稀里糊涂地被拉回后贝加尔,汽车在后贝加尔警察局门前停了下来。等候在那里的警察马上打开车门,向车里人喊道:“下来!”旁边还站着一个手拿警棍的警察,每下来一个人,他都要喊一声:“快点!”然后就给你一警棍,好像我们就是犯人。这一警棍来得太突然,是我在俄罗斯的四年里,第一次受到的惩罚。
警察局走廊两侧站满了中国人,看来被截回来的不止我们团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着疑惑的表情,人们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。“肃静!”一个领导模样的女警察走出来说:“请大家不要误会,因为特殊情况,我们必须寻找一个人,所以请你们来帮忙。”我们能帮什么忙?大家更糊涂了。突然,一个特殊打扮的中国人的出现,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。不知他是那部电影里的残兵败将,脑袋上缠着被血染红的绷带,胳臂固定在一块木板上,木板用绷带吊在脖子上。女警官同他一起从我们眼前走过,只见他满脸的忧郁,目光犹如两把利剑,扫射在人们的脸上。人们明白了,他在寻找那个警察要找的人,也是伤害他的人。我们知道,他多么希望能亲手抓住那个对手,可是这里没有那个人。他失望地向女警察摇摇头,心情沉重地走了出去。
有知情人说,当天下午,在海关外有两伙踩包的打起来了,造得头破血流。一伙人被干败了,那绷带人被砍后报了警。警察的第一个反应是抓罪犯,于是开始在公路上堵截汽车,我们就都成了嫌疑犯。啊?什么是踩包人?踩包人都是中国来的混子,靠勒索人活着。他们看谁不顺眼,踩在你包上就要钱,不给就动硬的。他们认为,国外是世外桃源,可以胡作非为。他们比猴都精,有充分的对付警察的经验,而不会用搭车这个愚蠢的办法,明目张胆地在警察眼皮底下逃跑。
经过这么一折腾,火车是别想撵了,只好第二天走。可是住宿又成了问题,后贝加尔的几个旅店都已客满。怎么办,人们围在旅店服务室的吧台前,一时没了主意。有人说:“今晚咱们就在这儿了,总不能让咱们去蹲马路吧。”看我们这么为难,感动了两个好心的服务员,她们把我们送回家,床上没地方,我们就睡在地板上,总算有个安歇之处。那个骂海关的又骂上了:“该死的踩包人,把老子害苦了,让我这贵体睡地板,真乃折杀我也!”挨着他那位说:“这叫踩包之人惹是非,害得咱急驶路上被谴回。你也别拽了,还贵体,加个之字就成遗体了,睡哪还不行?我们跑团人的生活就得这样过:背着行包,带着吃喝,走哪哪是家,睡哪都快活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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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罗斯海关是看货估堆收缴关税的,团里再把关税和运费按货物多少分摊给个人,吃亏占便宜的就那么的了,有意见的背地里说几句也没人在乎。这些情况团长也知道,不过没法弄得过细,因为凡是往车里放东西的人,都是和自己有过往的朋友,他们想借光沾点便宜就由他们吧。
对这些不可必免的情况,人们逐渐习以为常了。但偶尔也会发生棘手的问题,月初,那是我第六次走团,就遇到过这种情况。为了能在圣诞旺季多赚些钱,我们上了许多货,还大胆地上了几十件仿裘皮大衣。这款货虽然应季,却是高价位压本钱的东西,要有点风险意识才敢上它。在分摊搬运费和运输费的时候,团员之间就发生了争执。
实际是个很简单的事情,来自货物的费用,就应该按货分摊下去。可是有人提出了新招法,要按人头摊派。此主张一经提出,立刻出现了两派相争的局面:家有一个人的举双手赞成,两个人一起来的坚决反对,我和大姐当然站在两个人这边。一人派自知理亏,说话有些底气不足,但还是想尽办法为自己辩护。二人派据理力争,毫不相让。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,一人派就默不作声了。
一会儿,又有个不服气的说:“这事儿不算完,等到地方告诉俺家那位!”
对方立马有人反对:“拿你搭伙的吓唬谁,他不就是鼻子大头发长吗?还敢把谁咋地了?”
还有人说:“不用等到地方,搁这儿就弄个明白!有理走遍天下,无理寸步难行!”
这时,我想起了当年文艺宣传队唱的那句歌词,本想当个笑话平息这场争论,就信口说了出来:“东风吹,战鼓雷,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?”
话音刚落,只见一人派若有所思地望着我,二人派却感到很得意。噢,我明白了,因为这话本来就挺生硬,我的语气又太像当年了,严肃的不是个地方。
于是我灵机一动,把接下来的词:“不是人民怕美帝,而是美帝怕人民!”改成:“不是你们怕我们,也不是我们怕你们。”又自编了一句:“为了来挣人民币,相聚一起不容易。”我看着他们说完了这两句话,气氛缓和了许多,问题也就解决了。
团长接着说:“大家跑团都不容易,我领团也不容易。以后,我们尽量按常规办事,别出难题,遇事儿多让着点,理解万岁吧!”
跑团的人忙,海关也忙,每天要放无数个团出入关。出中国海关容易,入俄罗斯海关就难了。我们每次出发那天都要起个大早,顾不得吃早饭就得上汽车,因为过关汽车要早早去海关排队。通过检查,团员们总能先于货车走出海关,但必须等货车出关后,我们才能起程。一辆载货的卡玛斯从进关到出关,说不准要多少时间,我们要耐心地等待。围绕关税高低的问题,双方要进行反复的磋商,海关人员通过检查货物,有各种理由增加你的税款。这时,翻译的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,口语好、应变能力强的,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女翻译,事情就好办些,否则就不一样了。听说有一次,一个团的关税定得特高,为了避免赔本,好几个女团员给海关人员跪下求情,终于感动了他们,做了适当减免。
这次,我们赶在新年前出团,俄罗斯海关查得非常严。早晨刚开关货车就进去了,直到下午4点多钟还没出来。12月份的白天很短,天已经全黑下来了,我们还等在山上。光秃秃的后贝加尔山,没有可遮风的地方,呼呼作响的北风,好像穿透了人们的骨头,尽管我们都穿得很多,还是冻得直打寒战。我穿的绿色军大衣,此时感觉特别薄,冻得我上下牙直打仗。我突然想起背包里有一件为朋友代卖的皮大衣,就拿出来套在身上,算是能挺住了。大姐穿着厚羽绒服,还冻得在地上不停地跺脚。现在回想起来,呼啸的北风仿佛还响在耳边,美丽“冻”人的镜头似乎又浮现在眼前。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,挨冻在后贝加尔山上冷得那才叫深刻。团员们真冻急了,有个流清鼻涕的主骂上了:“这帮管事的可真够坏的,想把俺冻死在山上啊?”有人接茬说:“别骂了,今天能让咱们出关就是万事大吉。去年我走别的团,等了一天的汽车愣是没进来俄罗斯海关,害得我们在“三不管”待了一夜。那家伙冷的,差点没把我们冻死。有人捡把柴火笼起了火,又烧了两个破汽车轮胎大伙围着暖暖身子。天亮了,互相看着对方的模样都憋不住笑了,一个个的小脸儿让烟灰熏得黑乎乎的,像刚从煤洞里钻出来似的。”
时钟在不停地转动,团员们心急如焚:“如果再等会儿卡玛斯还不出来,我们可赶不上火车了。”“过关嘛,总得靠到时候才拉倒。”人们正说着,翻译小跑着出来了:“快,把税款拿来!”“来了。”团长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卢布,急匆匆的和翻译交关税去了。几分钟后,被困一天的卡玛斯,像获得新生一样向我们驶来。团长招呼着:“快!去火车站,关税到地方再摊。”
在团长的带动下,全团的人撒腿就往火车站跑。个儿大腿长的跑在前边,我们几个年龄稍大的女人被远远地落在后头。
从后贝加尔往里走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,眼看开车的时间快到了,累得我们呵吃带喘。这时,只希望跑在前边的人能够先上车,那样火车就会等我们,我正想着,传来了火车起动的声音。顿时,人们都停下了脚步,心劲儿一没腿就软了,我一下子瘫在地上。还没等我站起来,团长又命令大伙:“搭车去博尔甲!”坐汽车追火车,听起来是个笑话。但是我们都知道,火车要停的第一大站是博尔甲,停车时间有十几分钟,而且火车走的是弯道,我们坐汽车抄近道,完全可以追上火车。
海关附近出租车有的是,大家三三两两迅速地上了车,向博尔甲方向赶去。夜色中,我们隐隐约约地看见了博尔甲的影子,心里刚刚踏实些,意外事件戏剧般地发生了。交警截住了所有坐着中国人的出租车,命令司机:“向后转,回后贝加尔!”回后贝加尔?为什么?人们互相交换着目光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不由猜想,不许分说,我们稀里糊涂地被拉回后贝加尔,汽车在后贝加尔警察局门前停了下来。等候在那里的警察马上打开车门,向车里人喊道:“下来!”旁边还站着一个手拿警棍的警察,每下来一个人,他都要喊一声:“快点!”然后就给你一警棍,好像我们就是犯人。这一警棍来得太突然,是我在俄罗斯的四年里,第一次受到的惩罚。
警察局走廊两侧站满了中国人,看来被截回来的不止我们团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着疑惑的表情,人们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。“肃静!”一个领导模样的女警察走出来说:“请大家不要误会,因为特殊情况,我们必须寻找一个人,所以请你们来帮忙。”我们能帮什么忙?大家更糊涂了。突然,一个特殊打扮的中国人的出现,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。不知他是那部电影里的残兵败将,脑袋上缠着被血染红的绷带,胳臂固定在一块木板上,木板用绷带吊在脖子上。女警官同他一起从我们眼前走过,只见他满脸的忧郁,目光犹如两把利剑,扫射在人们的脸上。人们明白了,他在寻找那个警察要找的人,也是伤害他的人。我们知道,他多么希望能亲手抓住那个对手,可是这里没有那个人。他失望地向女警察摇摇头,心情沉重地走了出去。
有知情人说,当天下午,在海关外有两伙踩包的打起来了,造得头破血流。一伙人被干败了,那绷带人被砍后报了警。警察的第一个反应是抓罪犯,于是开始在公路上堵截汽车,我们就都成了嫌疑犯。啊?什么是踩包人?踩包人都是中国来的混子,靠勒索人活着。他们看谁不顺眼,踩在你包上就要钱,不给就动硬的。他们认为,国外是世外桃源,可以胡作非为。他们比猴都精,有充分的对付警察的经验,而不会用搭车这个愚蠢的办法,明目张胆地在警察眼皮底下逃跑。
经过这么一折腾,火车是别想撵了,只好第二天走。可是住宿又成了问题,后贝加尔的几个旅店都已客满。怎么办,人们围在旅店服务室的吧台前,一时没了主意。有人说:“今晚咱们就在这儿了,总不能让咱们去蹲马路吧。”看我们这么为难,感动了两个好心的服务员,她们把我们送回家,床上没地方,我们就睡在地板上,总算有个安歇之处。那个骂海关的又骂上了:“该死的踩包人,把老子害苦了,让我这贵体睡地板,真乃折杀我也!”挨着他那位说:“这叫踩包之人惹是非,害得咱急驶路上被谴回。你也别拽了,还贵体,加个之字就成遗体了,睡哪还不行?我们跑团人的生活就得这样过:背着行包,带着吃喝,走哪哪是家,睡哪都快活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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