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 卓娅家贫心事多 爱心相助我定夺
看我一个人忙来忙去的站摊,好心的人又给我介绍一个“帮忙干”卓娅。卓娅,我从小就知道这是苏联女孩的名字,我读过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。当然,这个卓娅不是故事中的卓娅,她穿得很平常,言谈举止比较稳重,很像我们喜欢的老实人。
我对她说:“我对‘帮忙干’要求是很严格的,我雇的人必须好好工作,你能行吗?”
她说:“行,我听话。”
我看她态度不错,就说:“那你就留下吧。”
她高兴地说:“谢谢!”
通过一天的观察,我打算让她去中心市场开摊。那是中国人最早卖过货的地方,现在那里卖货的都是乌兰乌德人,有不少闲地方。
每天早晨,卓娅都必须来我房间取货。这时,我会把沏好的一杯中国绿茶递给她,她总会说声谢谢。
一次,她边喝茶边说:“列娜,您多像我的妈妈呀!”
我问:“你妈妈在哪儿?”
她说:“在农村,我还有个妹妹。”
我说:“我有一儿一女,都比你大。”
她开心地说:“他们是我的中国哥哥和中国姐姐。”
同站市场的中国人,你忙我也忙,忙的不一样。有的一家好几口人,自己忙。有的雇了“帮忙干”,自己不当甩手掌柜的,照样忙。有的摊位多,雇几个“帮忙干”,管理忙。另有一种人不卖货也忙——玩忙,划拉几个人就支起了扑克局。我的摊后边,几乎每天都有几个大男人打扑克。玩着玩着,有人不玩了,说要去追“帮忙干”。原来,有人送信说,他在瓦特尔市场的“帮忙干”把货扛跑了。怎么,“帮忙干”还能把货给扛跑了?我大吃一惊。
我说:“找警察呀!”
那人说:“咱雇人时也没通过警察,人家能管吗?”
还有人说:“咋管哪,‘帮忙干’多数家住农村,上哪儿找去?”
我说:“那就没希望了?扛走多少货?”
有人说:“大概有4000多块钱的货,够他干一阵子才能挣回来。”
我说:“看来,对‘帮忙干’真得注意点,不能太放手了。”
又有人说:“唉,扛走点货拐走点钱,那都是常事儿。我们在人家的地盘上做买卖,能没人惦记吗?没听说吗,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。”
这话说得一点不假,“帮忙干”要真惦记上你的东西,她总会想办法捞点。有一次,我回满洲里上货晚回来两天,检查卓娅卖货账时,就发现了问题。
10天的卖钱额之和看账面数相符,剩货余额也没问题。查到此似乎该结束了,然而在明细账上,却发现了可疑之处:在老年毛衫那一栏,每天都有明显的改动。事发在我走后的第二天,账上记着卖了4件,后来用红笔把4改成6,而卖钱额并未增加,多卖的两件钱哪去了。由于改了这一笔,以后每天的余额都相对减少两件,而且也是用红笔改的。很明显,事先用蓝笔记好的账,改在我回来之前。
我手拿账本,坐在她的身边,把问题指给她看。我说:“卓娅,这几天的账我没有看懂。”
她反问我:“你有什么疑问吗?”
我问道:“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?为什么要把4改成6?”
“啊?啊,”她显然有些紧张,“那天,那天是卖了6件,我记错了。”
“是吗,为什么账面上只收了4件的钱,那两件呢?”她站起身来,左手拿起账本,右手托着下巴,眼睛只往下看,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。
我知道她没法回答我,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:“为什么老毛衫这一行,每天的余额都是改过的?难道你每次记到这一行的这一笔就必须换红色吗?你不怕麻烦吗?这一问更是无泄可击,她用右手端起茶杯并喝了一口,不像往常那样去品尝中国茶的香味,而是一口接一口地喝了起来。我知道她是在掩饰自己的不安,直到她把茶水喝尽,才把杯子放到桌子上。
我看到她的手有些颤抖,好像被热水烫过。然后,她低下头,默认了自己的过失。
我不想更多地批评她,但我要警告她,让她明白。我说:“卓娅,你是怎么想的,为什么要蒙骗我?你想抓我糊涂吗?错了,我也学过财务,你耍这点小聪明我一目了然。”
“列娜,别说了,我再不敢了,这两件毛衫的钱我赔。”她打断我的话说。这时,我才发现她的额头上已渗出了汗珠。
这几天,都亚市场的大税查得很严,午饭后有人说查大税的快来了,我就随着一些人早早地收了摊。我忽然想起让人不放心的卓娅,就直奔中心市场去了。
中心市场,一改当年的繁荣景象,再也看不见那拥挤的人群。稀稀拉拉能数得清的人,好像在公园散步,携手揽腕地从摊床前走过。卓娅坐在板凳上,她并未看见我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。说来赶巧了,我忽然发现大家都叫她漂亮女人的中国人向卓娅走去,漂亮女人不知给她点什么,并在卓娅耳边耳语了几句就走了。再看看挂衣服的地方,有几件不是我的货,是卓娅的吗?不可能,她没有这个条件。是谁的呢?噢,我明白了。
我走过去说:“卓娅,卖多少钱了?”
“没卖多少。”说完她才发现是我,“列娜,你怎么来了?”她甚至有些惊慌。
我说:“听说你这儿增加了新货,我过来看看。”她听出我话中有话,不自觉地看看那几件衣服。
我看着那几样货问:“这几样货不是我的,怎么回事儿?”
她吱唔着说:“是,是我的。”
我说:“你长进很大嘛,学会做买卖了,好样的。”她很自然地抿着嘴笑了。
我告诉她:“等收摊费时你也要交一些。”
她反对说:“列娜,我不能交。”
我问道:“为什么,既然这地方挂着我们俩的货,让你拿点摊费不对吗?”
她说:“列娜,我没有钱。”
我说:“你不是有货吗?卖了货就有钱了。”
她只好说了实话:“列娜,我说了你不要生气,其实这货不是我的。”
我不解地说:“不是你的,为什么挂这儿?”
她说:“是一个中国女人放在这的,让我给代卖。”
果然不出我所料,刚才那个漂亮女人正是给卓娅送货的。我当然不高兴,就说:“代卖,我们自己的货还卖不完,为什么要给别人代卖?”一个年轻人走过来,挑了一条“帅哥”裤子走了。卓娅把账记了,卖价高于最低限价30卢布,还行,没提成。
过了一会儿,卓娅有些难为情地说:“列娜,是我不好,不该私自为别人代卖货。”
我说:“你看,好地方挂着别人的货,我的东西却挤在不显眼的地方。”卓娅的反应就是慢,话说到这分上,她还不知道把货摘下来。
于是,我不耐烦地说:“怎么,还用我自己动手吗?”
她这才如梦方醒地说:“不,我来摘。”我的货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。
我突然问卓娅说:“卓娅,我对你怎么样?”
她满意地说:“哈拉少!”
我又说:“而你对我好吗?”她右手摆弄账本,眼盯着我发愣,让我给问蒙了。我只好换个问法:“你工作干得好吗?”
她很随意地回答:“还行。”
我笑着说:“为什么还行,而不是很好?”
她犹豫了一会儿说:“其实我很想干好,可是我更需要一笔钱,所以……”
“你为什么需要一笔钱?”
“替我妹妹交学费。”
“你已经结婚,女儿也两岁了,为什么还要替妹妹交学费?”
“因为我家里没有钱,如果我不帮她,妹妹只能退学。”
原来是这样,我顿时同情起她来。同时,我又想起了“大革命时期”,它使我们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”这代人过早地走出了舍不得离开的校门,摸爬滚打在农村广阔的天地。那书声朗朗的课堂,永远是我的向往。为了让自己的儿女学有所成,我才走进了乌兰乌德。不管是什么原因迫使学者辍学,都是一场悲剧。为妹妹交学费是压在卓娅肩上的一副重担,难得她有这分爱心。可是,她自己的生活还节衣缩食,要凑足妹妹的学费谈何容易?要不我借给她,可她啥时候能还给我呢?万一她突然不干了,这钱……要知道,中国人是最不愿意和“帮忙干”打金钱交道的。
虽然我不情愿,但还是情不自禁地问道:“卓娅,给你妹妹交学费得要多少钱?”
“4000卢布。”
“你没向亲朋好友借吗?”
“借了,没借着。”
“为什么,他们怕你不还吗?”
“不是,他们都没有钱。”
“是这样?”我的心软了,“如果有人借给你这笔钱,你将咋还呢?”
“我每天挣100卢布,会还50卢布,慢慢就还完了。”
听了她的还款计划,虽然感觉时间有些漫长,但她已经尽力而为了。我决定借给她这笔钱,于是我拿出4000卢布对卓娅说:“这是4000卢布,拿去给你妹妹交学费吧。”
卓娅双手接过4000卢布,露出从未有过的天真说:“列娜,想不到你会帮助我。”接下来她并没说谢谢,而说了声对不起,她自责地苦笑着,像木头一样立在那里。
卓娅给妹妹交了学费,精神头十足,工作热情比过去高多了。她一改往日那种不紧不慢的作风,每日早出晚归,我再没为她操过心。
一天早上,卓娅左手捧着一大瓶酸奶,右手拎着装有胡萝卜和西红柿的兜子走进房间。
我以为她刚从副食商场来,就问:“怎么,大清早就买吃的去了?”
她说:“不,这是一个朋友从农村捎来的,是我妈妈特意送给您的。”
“送给我的,太谢谢了!”
“列娜,是我们应该谢谢您,妈妈让我转达全家人对您的谢意!”
刚放下东西,卓娅就要去交下月的床费,我劝她喝了茶再去,她说有事找领导商量,要赶早去。不大会儿她就回来了,进门就说:“成了,成了!”
“什么成了,看把你乐的。”
“给咱们免了12天的床费。”
“免床费,为什么?”
她解释说:“因为你去满洲里上货,我去都亚看摊,这边摊床停了12天。我告诉领导说这是我的摊床,是回农村探亲耽误卖货的。”
我问:“而为什么不说是我的摊床?”
“因为这不是中国市场,中国人没这个待遇。”
“啊,是这样。”
事实上,中国市场的中国人仍然没这个待遇。而在中心市场卖货的乌兰乌德人,不管什么原因,只要请假就可以少交摊费。中国人的摊床要按月交摊费和大税,有特殊情况不能出摊时,就得把摊床租出去,不然,起码要赔上摊费和大税了。其实,中国市场没有这个待遇也是正常的,因为中国市场的生意火着呢,摊床没有闲着的时候。如果你今天不能出摊,摊床很快就能租出去。特别是吉尔吉斯人,最爱来中国市场凑热闹,好像谁什么时候不出摊他们都知道,一有闲地方就让她们给占了。
由于卓娅的努力,使我这个没有免床费待遇的中国人也得到了这个待遇。我很感谢卓娅,就夸奖她说:“危务姆娜呀,妈拉劫吃(你很聪明,好样的)!”她开心地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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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对她说:“我对‘帮忙干’要求是很严格的,我雇的人必须好好工作,你能行吗?”
她说:“行,我听话。”
我看她态度不错,就说:“那你就留下吧。”
她高兴地说:“谢谢!”
通过一天的观察,我打算让她去中心市场开摊。那是中国人最早卖过货的地方,现在那里卖货的都是乌兰乌德人,有不少闲地方。
每天早晨,卓娅都必须来我房间取货。这时,我会把沏好的一杯中国绿茶递给她,她总会说声谢谢。
一次,她边喝茶边说:“列娜,您多像我的妈妈呀!”
我问:“你妈妈在哪儿?”
她说:“在农村,我还有个妹妹。”
我说:“我有一儿一女,都比你大。”
她开心地说:“他们是我的中国哥哥和中国姐姐。”
同站市场的中国人,你忙我也忙,忙的不一样。有的一家好几口人,自己忙。有的雇了“帮忙干”,自己不当甩手掌柜的,照样忙。有的摊位多,雇几个“帮忙干”,管理忙。另有一种人不卖货也忙——玩忙,划拉几个人就支起了扑克局。我的摊后边,几乎每天都有几个大男人打扑克。玩着玩着,有人不玩了,说要去追“帮忙干”。原来,有人送信说,他在瓦特尔市场的“帮忙干”把货扛跑了。怎么,“帮忙干”还能把货给扛跑了?我大吃一惊。
我说:“找警察呀!”
那人说:“咱雇人时也没通过警察,人家能管吗?”
还有人说:“咋管哪,‘帮忙干’多数家住农村,上哪儿找去?”
我说:“那就没希望了?扛走多少货?”
有人说:“大概有4000多块钱的货,够他干一阵子才能挣回来。”
我说:“看来,对‘帮忙干’真得注意点,不能太放手了。”
又有人说:“唉,扛走点货拐走点钱,那都是常事儿。我们在人家的地盘上做买卖,能没人惦记吗?没听说吗,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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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天的卖钱额之和看账面数相符,剩货余额也没问题。查到此似乎该结束了,然而在明细账上,却发现了可疑之处:在老年毛衫那一栏,每天都有明显的改动。事发在我走后的第二天,账上记着卖了4件,后来用红笔把4改成6,而卖钱额并未增加,多卖的两件钱哪去了。由于改了这一笔,以后每天的余额都相对减少两件,而且也是用红笔改的。很明显,事先用蓝笔记好的账,改在我回来之前。
我手拿账本,坐在她的身边,把问题指给她看。我说:“卓娅,这几天的账我没有看懂。”
她反问我:“你有什么疑问吗?”
我问道:“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?为什么要把4改成6?”
“啊?啊,”她显然有些紧张,“那天,那天是卖了6件,我记错了。”
“是吗,为什么账面上只收了4件的钱,那两件呢?”她站起身来,左手拿起账本,右手托着下巴,眼睛只往下看,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。
我知道她没法回答我,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:“为什么老毛衫这一行,每天的余额都是改过的?难道你每次记到这一行的这一笔就必须换红色吗?你不怕麻烦吗?这一问更是无泄可击,她用右手端起茶杯并喝了一口,不像往常那样去品尝中国茶的香味,而是一口接一口地喝了起来。我知道她是在掩饰自己的不安,直到她把茶水喝尽,才把杯子放到桌子上。
我看到她的手有些颤抖,好像被热水烫过。然后,她低下头,默认了自己的过失。
我不想更多地批评她,但我要警告她,让她明白。我说:“卓娅,你是怎么想的,为什么要蒙骗我?你想抓我糊涂吗?错了,我也学过财务,你耍这点小聪明我一目了然。”
“列娜,别说了,我再不敢了,这两件毛衫的钱我赔。”她打断我的话说。这时,我才发现她的额头上已渗出了汗珠。
这几天,都亚市场的大税查得很严,午饭后有人说查大税的快来了,我就随着一些人早早地收了摊。我忽然想起让人不放心的卓娅,就直奔中心市场去了。
中心市场,一改当年的繁荣景象,再也看不见那拥挤的人群。稀稀拉拉能数得清的人,好像在公园散步,携手揽腕地从摊床前走过。卓娅坐在板凳上,她并未看见我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。说来赶巧了,我忽然发现大家都叫她漂亮女人的中国人向卓娅走去,漂亮女人不知给她点什么,并在卓娅耳边耳语了几句就走了。再看看挂衣服的地方,有几件不是我的货,是卓娅的吗?不可能,她没有这个条件。是谁的呢?噢,我明白了。
我走过去说:“卓娅,卖多少钱了?”
“没卖多少。”说完她才发现是我,“列娜,你怎么来了?”她甚至有些惊慌。
我说:“听说你这儿增加了新货,我过来看看。”她听出我话中有话,不自觉地看看那几件衣服。
我看着那几样货问:“这几样货不是我的,怎么回事儿?”
她吱唔着说:“是,是我的。”
我说:“你长进很大嘛,学会做买卖了,好样的。”她很自然地抿着嘴笑了。
我告诉她:“等收摊费时你也要交一些。”
她反对说:“列娜,我不能交。”
我问道:“为什么,既然这地方挂着我们俩的货,让你拿点摊费不对吗?”
她说:“列娜,我没有钱。”
我说:“你不是有货吗?卖了货就有钱了。”
她只好说了实话:“列娜,我说了你不要生气,其实这货不是我的。”
我不解地说:“不是你的,为什么挂这儿?”
她说:“是一个中国女人放在这的,让我给代卖。”
果然不出我所料,刚才那个漂亮女人正是给卓娅送货的。我当然不高兴,就说:“代卖,我们自己的货还卖不完,为什么要给别人代卖?”一个年轻人走过来,挑了一条“帅哥”裤子走了。卓娅把账记了,卖价高于最低限价30卢布,还行,没提成。
过了一会儿,卓娅有些难为情地说:“列娜,是我不好,不该私自为别人代卖货。”
我说:“你看,好地方挂着别人的货,我的东西却挤在不显眼的地方。”卓娅的反应就是慢,话说到这分上,她还不知道把货摘下来。
于是,我不耐烦地说:“怎么,还用我自己动手吗?”
她这才如梦方醒地说:“不,我来摘。”我的货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地方。
我突然问卓娅说:“卓娅,我对你怎么样?”
她满意地说:“哈拉少!”
我又说:“而你对我好吗?”她右手摆弄账本,眼盯着我发愣,让我给问蒙了。我只好换个问法:“你工作干得好吗?”
她很随意地回答:“还行。”
我笑着说:“为什么还行,而不是很好?”
她犹豫了一会儿说:“其实我很想干好,可是我更需要一笔钱,所以……”
“你为什么需要一笔钱?”
“替我妹妹交学费。”
“你已经结婚,女儿也两岁了,为什么还要替妹妹交学费?”
“因为我家里没有钱,如果我不帮她,妹妹只能退学。”
原来是这样,我顿时同情起她来。同时,我又想起了“大革命时期”,它使我们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”这代人过早地走出了舍不得离开的校门,摸爬滚打在农村广阔的天地。那书声朗朗的课堂,永远是我的向往。为了让自己的儿女学有所成,我才走进了乌兰乌德。不管是什么原因迫使学者辍学,都是一场悲剧。为妹妹交学费是压在卓娅肩上的一副重担,难得她有这分爱心。可是,她自己的生活还节衣缩食,要凑足妹妹的学费谈何容易?要不我借给她,可她啥时候能还给我呢?万一她突然不干了,这钱……要知道,中国人是最不愿意和“帮忙干”打金钱交道的。
虽然我不情愿,但还是情不自禁地问道:“卓娅,给你妹妹交学费得要多少钱?”
“4000卢布。”
“你没向亲朋好友借吗?”
“借了,没借着。”
“为什么,他们怕你不还吗?”
“不是,他们都没有钱。”
“是这样?”我的心软了,“如果有人借给你这笔钱,你将咋还呢?”
“我每天挣100卢布,会还50卢布,慢慢就还完了。”
听了她的还款计划,虽然感觉时间有些漫长,但她已经尽力而为了。我决定借给她这笔钱,于是我拿出4000卢布对卓娅说:“这是4000卢布,拿去给你妹妹交学费吧。”
卓娅双手接过4000卢布,露出从未有过的天真说:“列娜,想不到你会帮助我。”接下来她并没说谢谢,而说了声对不起,她自责地苦笑着,像木头一样立在那里。
卓娅给妹妹交了学费,精神头十足,工作热情比过去高多了。她一改往日那种不紧不慢的作风,每日早出晚归,我再没为她操过心。
一天早上,卓娅左手捧着一大瓶酸奶,右手拎着装有胡萝卜和西红柿的兜子走进房间。
我以为她刚从副食商场来,就问:“怎么,大清早就买吃的去了?”
她说:“不,这是一个朋友从农村捎来的,是我妈妈特意送给您的。”
“送给我的,太谢谢了!”
“列娜,是我们应该谢谢您,妈妈让我转达全家人对您的谢意!”
刚放下东西,卓娅就要去交下月的床费,我劝她喝了茶再去,她说有事找领导商量,要赶早去。不大会儿她就回来了,进门就说:“成了,成了!”
“什么成了,看把你乐的。”
“给咱们免了12天的床费。”
“免床费,为什么?”
她解释说:“因为你去满洲里上货,我去都亚看摊,这边摊床停了12天。我告诉领导说这是我的摊床,是回农村探亲耽误卖货的。”
我问:“而为什么不说是我的摊床?”
“因为这不是中国市场,中国人没这个待遇。”
“啊,是这样。”
事实上,中国市场的中国人仍然没这个待遇。而在中心市场卖货的乌兰乌德人,不管什么原因,只要请假就可以少交摊费。中国人的摊床要按月交摊费和大税,有特殊情况不能出摊时,就得把摊床租出去,不然,起码要赔上摊费和大税了。其实,中国市场没有这个待遇也是正常的,因为中国市场的生意火着呢,摊床没有闲着的时候。如果你今天不能出摊,摊床很快就能租出去。特别是吉尔吉斯人,最爱来中国市场凑热闹,好像谁什么时候不出摊他们都知道,一有闲地方就让她们给占了。
由于卓娅的努力,使我这个没有免床费待遇的中国人也得到了这个待遇。我很感谢卓娅,就夸奖她说:“危务姆娜呀,妈拉劫吃(你很聪明,好样的)!”她开心地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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